当代中国建设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由于两方面的事实，这个问题的分量日益加重了：其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变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所有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对政治性质、功能和意义的不同理解正在消解传统政治共识；其二，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尤其是当下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政治的形象和责任面临重大调整，政治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且如何发挥作用，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处境中，明确中国当代政治的基本理念事关重大，它是中国发展模式最为内在的因素之一。在我看来，中国的建设实践蕴含着一种建构性政治理念，它需要自觉地明确并且突出此一理念，以重塑启蒙以来的政治形象，在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之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实践。这种建构性政治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之需要，也是人类面临困境，政治职能日益强化不可避免的趋势。

一、告别消极政治

何为消极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政治职能和责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政治。政治的职能被限定为维持秩序，保护现场，当守夜人，政治权力只是作为不可避免之恶加以限制。大体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这种西方政治在告别中世纪神学政治的同时，也告别了古典政治的德性，政治成了中性的、技术性的公共管理。现代政治的世俗性严重地消解了其超越性，人类社会最具有推动性和创造性的领域封闭在对现成事物的服务上。

消极政治最初对黑暗和专制具有强烈冲击力，但这种冲击力恰恰是来自于限制政治职能和制约公共权力，政治可能释放的创造历史的意义在这种消极政治中隐没了。因为，首先，这一政治蕴含着一种自发性的社会历史观，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能够自发地实现发展与和谐，因此，它将政治国家看成是补充性的结构。其次，这种政治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确立了个体权利的优先地位，为了防止政治干预个人生活和市民社会而主张削弱政治职能。再次，这种政治蕴含着性恶论的伦理假定，认为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成为主要内容。最后，此种政治不是将走向未来，而是将维持现在作为基本目标，启蒙最初的解放诉求变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拒绝通过政治变革社会历史，消解了政治的创造性。

近代以来，这种消极政治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这种消极政治今天已经不能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存在论困局了。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的生活中，政治都日益发挥着重要职能，政治活动再也不能看成是售后服务和垃圾清理，必须重新突出强调政治的德性价值和担当意识，告别消极政治，强化政治在处理各种当代问题和开创理想文明形态中的建构性作用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当代中国来说，削减政治职能和放弃政治担当，含混地与消极政治概念调情，将消磨我们坚强的政治意志。消极政治明显与当代政治职能的强化趋势背道而驰。然而，在中国却有不少人还将这种已经被理论和实践击败了的消极政治作为追求目标，将倒退作为进步。这不仅包括了代表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向政治要权，而且也包括政治力量“减担子”和“扔包袱”的强烈愿望，当然，权力的腐败等消极现象也在民间激起了对这种诉求的呼应。

如果这种削弱政治的消极政治在中国实践中得到实现，我们必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机遇，失去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中国实践的开创性意义和优势应该在于克服这种消极政治，在规范权力运行的同时，突出政治在超越现代困境中的强劲作用，而不是作茧自缚，裹足不前，将自残当成自救。因为，中国当代政治实践在没有达到现代政治发展水平时，已经目睹了现代政治的困境，如果只是以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只能是一种拙劣的重复和模仿。

二、如何继承革命政治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是在洞察了近代消极政治限度的基础上走向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论为前提，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自由、平等，但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却存在以剥削为核心的普遍异化，因此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平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越出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变革社会经济基础，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放话语由此被激进化为一种与消极政治相对的革命政治。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造成的社会历史后果之中，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来说尤其如此。在由革命、建设向改革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对待革命政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建设已经逐渐背离了革命方向和革命精神，从而，以革命理想批评现实的妥协和退让；而另一些人则以所谓理性的精神批判非理性的革命意识，要求告别“嗜血”的暴力。这种对立和紧张，恰好是真正缺乏历史理性的粗陋表现，革命好像是一种可以呼来唤去的东西，而不是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存在状况。对立的双方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今天的实践道路以及政治在其中的作用，好像它只是几个政治领导人拍脑门决定的事情，而不是由历史前提和现实处境决定的。没有革命的成功，就没有今天的建设实践；只坚持传统的革命话语，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的革命实践，虽然吸取并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其面临的条件、任务都与创始人的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给创造性实践留下空间，也带来难题：在没有达到现代水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现代的超越？面临着既“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双重局面，对现代原则的抽象批判或肯定都不可能抓住现实。这种双重困境，决定了建设实践必然具有“不彻底性”。建构性政治表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智慧，是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本质力量。一方面，它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之不发展这一实情，有限度地接纳商品资本原则，并通过政治强有力的组织尽快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这只能是一种有原则的“退让”，不仅革命的历史渊源，现实状况也不再容许对资本采取盲目崇拜的姿态，而必须是凭“远见卓识”将超越资本现代性作为内在的目标。

因此，中国建设实践的理性立场在于：以渐进过程完成革命的政治遗嘱，既不是以所谓历史理性的名义粗暴地否定革命的历史，忽视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对抗始终是革命的基础和原因，从而麻木地陷入虚幻的“团结”；也不应该以夸张的**重复革命高调，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渐进解决的耐心和宽容，陷入抽象批判而缺乏建设性意见。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是数典忘祖，自毁长城；同样，忽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现实条件，用抽象理想剪裁现实，看不到实现理想的曲折性和过程性，同样会带来实践的灾难。一种积极的建构性政治才是中国当代实践之真正需要。

三、建构性政治的内涵

在冲突和动**的当今世界，政治不仅是人类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而且是人类维系自身存在的必要力量。对政治的这一理解要求回归古典政治至高的德性层面，而且赋予政治庄严的历史使命。自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性概念被理论击破并且在实践中式微以后，政治已经被迫承担了调节社会存在基础的职能，但它并没有将这种承担升华为自觉意识，而只是在策略性的意义上延伸其职能。建构性政治在对消极政治和革命政治双重反思的基础之上，将革命政治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熔铸到建构性实践过程之中，有理由成为开创人类新型文明形态和人类自我解放与自我救赎的本质路向。因为：

首先，在建构性政治概念中，政治不只是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存在诸方面的构成性维度。因此，这一概念反对独立于道德和经济等等理解政治的职能和本性，将政治限制在话语商谈的层面，而是从人类存在论的总体性高度领会政治的性质及其意义。

其次，面临当代的存在困境——不仅是以剥削为核心的异化的加深，而且是人类自我毁灭的现实可能性，建构性政治在秉承革命政治解放话语的同时，将人类“自救”突出为政治的又一使命，因为更好地存在必须建立在能够存在的基础之上。不论从解放还是救赎的意义来看，建构性政治都要求强化政治的职能和担当意识。因此，如果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取向仅仅是“服务政治”“大社会，小政府”等，必然成为一种致命的耽搁，把戏仿当成创新。

再次，在革命后的建设实践中，政治只能通过权力的介入改造社会存在基础，将社会导向和谐发展的方向，趋向革命的价值目标，而不能无限制地夸大革命的作用，将非常态的革命不恰当地强调为解决常态问题的手段，导致自我折腾，或者自我毁灭。建构性政治不只是强调历史的断裂，尤其强调跳跃之后的常态进展。

复次，由于强化了政治的超越职能和德性担当，建构性政治并不抽象地否定任何规范权力的要求，将权力假定得绝对纯洁。恰恰相反，它把权力的规范运行看成是政治完成其存在论使命的必要环节，消极政治制约和规范权力的要求不是被放弃了，而是在更基本的意义上被着重强调。

最后，建构性政治蕴含着过程意识，这种意识并不预设历史的透明终点，当然也不寻找绝对根基，而是以可能性概念为实践提供依据。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自发性和决定论都没有给政治的创造性留下空间，而可能性乃是实践主体性的内在依据，它将存在的历史理解为建构性的动态过程，由此才有人为的存在世界，才有创造性的生成，才有政治的建构！

总之，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来说，问题只在于，在复杂的处境中能够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将现实推向未来。这就是实践中历史的生成。这一实践所蕴含的建构性姿态，继承革命政治超越现代的遗产，展现了联结理想与现实的真正的历史理性，预示着人类历史可能告别自发性发展和暴力驱动的恶性轮回。就像朝阳初生，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此一实践所带来的敞亮与光辉。也许，高卢雄鸡将因此移居我们这片历久弥新的东方大地。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高兴地呼喊，中华文明复兴之伟大意义，不在于它是金鸡孤鸣，强权崛起，而是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报晓，就像文艺复兴乃是现代之孕育和发端一样，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涅槃不会是对过去，也不会是对现代的简单模仿，而是新原则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