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经提出过文化滞后概念，讲的是观念文化常常滞后于物质文化发展的现象。在很多时候，社会历史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众多的事物需要被重新理解和重新定义，社会观念却止步不前。人们常常用一些过时的观念来理解现实，甚至批评现实，因此出现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情况。在笔者看来，当代政治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展示了政治力量在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作用。但总体上说，我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维基本上还是现代的，甚至是前现代的。现代甚至前现代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远远不能把握变迁了的政治现实，尤其是不能把握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的政治现实。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政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重构政治叙事，形成新的政治概念、政治话语、政治理论的时代。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呈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形态，为重新定义政治提供了实践基础。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理解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建构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今天，实践已经向理论发出了热情的呼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历史的脉动，感受到了历史发展新的动向。是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重新定义政治的时候了！立足于对现代以来的政治概念的反思，初步地说，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这些方面重新阐释对政治的理解。

首先，重新阐释政治概念的内涵。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政治国家是与市民社会对立的领域，政治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公民的抽象权利，而不介入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因此政治不被看成是构成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是社会存在的补充性结构。今天，人类实践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和进程，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社会历史被政治地构成，我们的现实生活被政治地构成，甚至自然物质也被政治地构成，受到政治因素的普遍中介。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耕作的土地等等都越来越远离自在自然本身，受到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的影响。在自发性社会历史概念的基础上，将政治仅仅看成捍卫个体抽象权利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主张削弱政治国家的职能，这样的政治概念显然不符合今天的政治现实了。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改变现实的实践概念，我们将社会历史看成在物性世界中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政治是构成社会历史的基本维度和基本动力，因此也是理解社会历史的基本视角。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视域中的政治概念应该被赋予新的存在论内涵。

其次，重新领会政治实践的历史使命。一般地说，政治作为人类存在的共在方式，始终承担着维系并提升共同体生活的职能。如果说进入现代以来，在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政治的使命被理解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可以称为一种解放政治的话，随着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自我毁灭的生存挑战，政治已经不再只是承担实现人类共同体自由解放的使命，而且必须要承担维系人类生存、挽救人类共同体免于毁灭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们将政治面对异化主题的解放使命和面对毁灭主题的救亡使命称为当代政治存在论意义上的双重使命。前者涉及传统政治理论中如何建构一种更好的人类共同体，过一种更好生活的问题；而后者涉及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因此挽救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当代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阐释政治这种双重的存在论使命，并且使它们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的根本范畴，重构政治概念，这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存在论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通过这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拓展自己的视野，切中当今时代的根本主题，将当代诸多政治实践形式，诸如绿色生态运动、反战运动等纳入到自己的思想框架之中，丰富自己的理论主题，成为指引当代政治发展的思想路标。

再次，重塑政治国家的积极形象。政治国家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政治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神学政治和德性政治的基本形象。政治不再被看成是依据超验的神学原则或道德原则展开的活动，不再被看成是建构精神世界从而超越物性实存的本质力量，而被看成围绕世俗的物质和利益展开的功利性活动，因此总是被看成统治性的力量或者中性的技术管理。政治实践能动的超越性被瓦解了，遍及社会的是完全消极的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形象。公共权力甚至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被看成是一种不得不存在的负面力量。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弱化政治职能和限制政治权力成了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主张。重新理解政治的内涵、使命意味着超越这种消极的政治概念，使政治成为美好社会的建构者并且本身代表着美好的事物，重塑政治的积极形象。政治应该具有超越的德性担当，而不是被看成争权夺利的肮脏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的理想信念及其价值担当蕴含着超越现代消极政治概念的积极因素，应该成为日常政治道德建设的思想来源。在当代政治建设中，强调以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同时应该以德性引领政治，赋予政治能动的正面形象。消极的政治概念只能带来消极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活动。立足于性恶论的假定，片面地强调外在的制度和法律，而忽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建设、理想建设、信念建设和文化建设，就不能赋予政治实践内在的价值，就难以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的形象。积极政治概念才能赋予政治活动内在的价值，才能为廉政建设提供道德基础，才能为政治国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能动的作用提供思想支援。今天，中国道路展示出来的政治实践及其意义，已经改变了现代以来的消极政治概念，为我们重塑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的积极形象提供了实践基础。

最后，重构政治理解的观念框架。德里达曾经指出，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母式”始终主导着西方思想史。就政治思想领域来看，的确如此。传统西方哲学在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框架中理解政治。今天的政治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理解政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生活与公共权力、事实描述与规范建构、自由与平等、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德治与法制等二元论思维方式仍然规定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立场。人们常常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实际出发理解政治，导致了各种话语之间的抽象争论和冲突，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离政治生活相当遥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来看，抽象二元论在思想原则上已经不成立了，许多话语争论其实只是观念中的抽象对立，不能揭示生活的现实。要重新定义政治就必须要打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提出新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提炼新的政治哲学问题，建构新的政治理论话语，形成新的政治思想体系。

总之，社会历史的当代发展已经改变了政治生活，当代中国道路的顺利展开更是呈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实践画面。面对这一历史语境，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要有意义的话，根本之处就在于立足新的历史实践，改写西方近代以来的基本政治观念，重新定义政治，重新阐释政治的内涵、使命、特征和思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