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一种逃离“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普遍趋势，他们将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看成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主义。也许，詹姆逊是少见的例外。詹姆逊明确指出，坚持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式，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马克思的一系列理论都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延伸。本文将简要地阐释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生产方式在詹姆逊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詹姆逊如何将生产方式范畴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最后，詹姆逊这一理论立场在当代思想中的意义。

一

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及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它要求你最终触及经济结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解，詹姆逊说：“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的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的著作的基本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很显然，詹姆逊不仅是一般地认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对当代社会的理解中，形成自己理论建构的基础。詹姆逊指出，有一些人刻意地避免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恰好说明了他们知道有关资本主义的不同立场和这些立场的政治含义，试图通过概念的置换来蒙混过关。能够坚持生产方式批判范式，不仅体现了一种理论的立场，而且体现了基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

詹姆逊认为，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既是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坚持，又是对这一理论的贡献。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在纷繁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把文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詹姆逊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命题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基础之上，突出地强调了当代文化精神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联。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突出资本主义的分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分期问题，用一种差异性和历史性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的变化。詹姆逊十分重视这一理论策略。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分期，是一个重要的阐释策略，通过强调当代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阶段，可以抵抗右翼通过不同名称对资本概念的置换，从而坚持马克思的批判范式。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基本规定，通过分期概念就能将资本主义内在的同一性和差异揭示出来，既避免抽象的同一性，也避免将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变化当成了断裂和质变。正是受到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三阶段划分的影响，詹姆逊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三阶段相对应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范畴的文艺理论批判框架。

詹姆逊的这一框架贯穿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思想。在詹姆逊看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当今的大众文化，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时代内容。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同商品生产普遍地结合起来，后现代建筑的繁荣同商业的扩展是同步进行的。后现代文化与政治军事控制、经济控制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他说：“整个世界和美国的后现代文化，都是对美国在全世界军事和经济控制的一种新浪潮的内在的、上层建筑的表现：就这种意义而言，文化颇像整个阶级的历史，它的下面是流血、痛苦、死亡和恐怖。”詹姆逊指出，应该在现实的“历史”中探讨当前的意识形态，避免将一种批判性的分析变成一种单纯的道德批判，从而失去批判的力量。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拓展的第三阶段的文化逻辑，在多方面都是晚期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同质的表现。

就这样，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范式为基础，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同时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在坚持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同时，詹姆逊试图突破对生产方式的僵化理解，拓展生产方式的阐释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理论联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批判范式本身作出了理论贡献。

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核心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分析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主导符码，既不是经济学或狭义的生产论，也不是作为局部事态或事件的阶级斗争，而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述模式要具有语义的优先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以一种“霸权”的方式排斥和解除其他阐释模式及其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呈现出它们的特定视角及其限度。詹姆逊说：“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的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一些阐释系统总是通过一种隐藏的封闭线将自己同社会的整体分割开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主导符码可以打破这种语义批判的封锁线，保持阐释系统与社会整体的开放式关联，从而克服阐释中“结构”与“历史”的困境。

詹姆逊对“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思想中基础地位的这种强调，意味着对教条化了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解码和重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从根本上是“区别性”的，一个生产方式的形成从结构上以差异规划了其他可能存在的生产方式的空间，使其他生产方式有生存的余地，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在结构上内含所有其他的生产范式。简单地说，詹姆逊认为，生产方式建立的历史叙事并不是一种线性或进化论叙事中的“阶段”，它可以通过福柯的谱系学方式进行重建。而且，同一生产方式内部也不是一个没有变易和差异的抽象总体，相反，它包括了不同的中介和复杂层次。詹姆逊说：“生产方式并非那种令人生畏的意义上的‘总体系统’，它包括种种对立的力量和在自身产生的一些新趋势，既有‘残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而生产方式必须力图管理或控制这些东西……这样，差异被预先设定：某些东西与卷入其中的另一特征有明显的不同，即资本主义将产生差异和区别作为它自身内在逻辑的一个功能。”因此，必须注意生产方式包含的不同层次，以及这些不同层面同各种意识之间的中介性转化关系。詹姆逊指出，《政治无意识》已经大致地勾画出了不同层次的框架，以探索文学艺术形式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符码转换。

詹姆逊在他的文艺批判中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同时也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生产方式范式的一种转化形式。詹姆逊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传递和呈现在文化艺术作品之中。詹姆逊指出：“阶级斗争和文化产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你不会以阶级和政治的标记装饰你个人的艺术话语来重新发明一种通向政治艺术的和真实文化产品的范式。相反，阶级斗争以及真正的阶级意识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有机群体的形成过程，是机体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具体分裂（萨特称之为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说这种集体存在和说它产生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与表现方式，实际上并无不同。”正是文化产品同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之间的这种间接性，提供了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辩证转化的空间，“政治无意识”“认知绘图”等就是这种辩证阐释的中介性范畴。

三

一些人批判指出，由于生产方式的坚持，詹姆逊的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理论陷入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它在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三种文化形态之间建立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逻辑。从詹姆逊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恰恰是在探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的中介性环节。詹姆逊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从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救出来，以连接现代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存在论批判，拓展批判理论可能的辩证空间，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在当代发挥批判功能必须致力的重要领域。笔者认为，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现代性批判需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深化和拓展。詹姆逊的努力是重要的理论方向之一。

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政治和经济的领域转向哲学、文化、审美等观念的领域，詹姆逊从文艺批判切入，返回到对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确认，在后现代的批判语境中贯穿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可以看成是在马克思思想框架内的理论周延和话语拓展。詹姆逊在纷繁的后现代话语中留存和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

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面临资本主义势如破竹的拓展，许多研究者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范式，陷入了对资本非批判的普遍失语，哲学批判成为哲学观念论内部的自我旋转，文艺批判参与大众的狂欢，政治批判成为对抽象权利的呼唤。如果我们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那么，詹姆逊对生产方式的坚持和阐释其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