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时代。这个“物”不是指自然的实存，而是指对象化的商品资本关系。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摆脱了地缘和血缘的自然联系，商品资本关系成了普遍的存在中介，一切存在物包括人本身都需要在商品资本关系中显现自身，为自身的存在辩护。商品资本是现代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方式。按照卢卡奇的说法，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社会本身社会化了，人真正意义上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存在。人们之间的联系真正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历史性的联系，社会历史过程以商品资本生产为基础并且受商品资本关系的普遍规定。因此，要避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避免还原到抽象物性实存的话，我们对现实存在的理解就应该以资本为本质范畴，以资本范畴为中介，赋予资本一般的存在论意义。马克思《资本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是对现代社会历史存在基础的揭示和批判，因此，对于现代性批判具有基础存在论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有待展开的是以资本范畴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是现代性的辩证逻辑。告别了形而上学思辨联系，现代性辩证过程不再是没有肉体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反思联系，而是资本规定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存在过程和辩证运动。

一、时间—空间的辩证法

从亚里斯多德和笛卡尔物理的时空概念，到康德和胡塞尔作为内在意识形式的时空概念，再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生存论意义上的时空概念之演进，体现了西方本体论/存在论本身的根本性变迁。存在概念以及作为存在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摆脱了思辨本体论的束缚，进入到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演进来看，生存论具有一种统一性意识，它在思想史的发展中表现为扬弃和综合。当时空概念奠定在人的生存基础之上的时候，观念的内在性和实存的外在性之间的抽象对立被瓦解了，认识论路线的哲学也就终结了。

但是，生存论/存在主义只是颠覆传统哲学的一条路线。人的生存本身如果不是在客观化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化结构中得到理解的话，这个生存仍然没有穿透个体的体验、感受和理解，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说是内在性的，是非历史的、非社会的自我中心论。不管这种生存体验在宗教、伦理还是艺术领域展开，均是如此。比如在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克尔凯郭尔那里、在布伯（Martin Buber）那里，以及在晚期的海德格尔那里，作为存在范畴的社会和历史没有获得本质地位。我们在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阐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与此存在主义的路线不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以商品资本为本质范畴展开的现代性存在论分析则将生存展开为客观化的、结构性的关系和过程，时间空间概念获得了社会历史性的实体内容，因此成为展开的现象。时间性历史化了，空间性社会化了，而不只是抽象的原始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才真正摆脱了抽象的本体论，开启了一条不同于存在主义的、颠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思想路线。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非本体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展开为资本中介的现代历史概念和现代社会概念。存在论成为了资本中介的社会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资本逻辑的历史演变和空间拓展成为《资本论》的理论主题。资本生产规定和重组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成为社会历史存在论范畴，既不只是抽象的物理概念，也不只是内在意识形式，或者此在生存的本体论结构。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时间继起性转换为空间的并置性，资本的历史发展表现为在社会空间领域的拓展，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拓展不断突破自我扬弃的时间界限，社会历史过程实际上是资本生产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辩证法。从这种资本中介的时间和空间辩证逻辑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实际上只是马克思那里没有展开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的一个微弱回响，它要么奠定在资本论的概念基础之上，揭示资本生产的时空辩证法，要么就会远离历史唯物主义。

二、具体—抽象的辩证法

具体和抽象的关系在形而上学的反思联系之中是非常清楚的。资本中介的现代性辩证法并不能停留于讨论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反思关系，它根本也不用多元差异的个体立场反对抽象同一的总体性。它虽然同后现代一样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但不同的是它并不是站在抽象个体性的立场上，或者反思联系的立场上，而是以资本概念为基础，分析个体存在的抽象性和具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将存在论阐释奠定在劳动批判和价值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现代性生存状况和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抽象统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了抽象的原子个人恰恰是现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抽象的个体原则与普遍联系是商品资本关系展开的历史结果。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指出了现代的自由、平等权利只是以抽象的原子个人为思想前提的形式权利，现代解放因此只是政治解放和思想层面的解放。在抽象的同一性人格下面，现实的个人生活在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以一种原则性的高度提问，把人类活动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对于抽象劳动的分析获得了阐释现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意义。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现代个人受抽象的统治，但是，抽象和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哲学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物质生活关系的阐释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开始，揭示价值的形成和价值形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揭示和分析现代人受抽象统治这样一种异化生存状况。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在价值抽象中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同一性，作为存在同一性的交换价值规定和支配人的现实生活，这是现代生存的基本逻辑。以此为基础，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计算理性等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资本关系实现的普遍抽象是具体个体得以展开的基本形式，个体在普遍抽象中确立了个体原则，并且受这个普遍抽象的统治。

从自由发展的历史来看，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可以看成是揭示现代抽象统治的生存辩证法。在这种对现代生存抽象机制和抽象存在的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瓦解了历史终结论的封闭观念，揭示了不受价值抽象统治的未来生活方式是可能的。超越现代政治解放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历史叙事的新的旗帜。

三、主体—客体的辩证法

在现代启蒙思想家那里，以及在反对现代启蒙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家那里，现代都被称为主体性的时代，人的自由在各个方面得到展开的时代。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人成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和动力，因此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根据”。一方面，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中摆脱蒙昧，获得运用和支配自然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人在社会生活中摆脱神的统治和等级制，获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这意味着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层面上人都获得了解放，成为“主体”，成为尺度。人的理性作为主体性的内在规定成了一切存在的法庭，一切存在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现代被阐释为以人作为主体的人本论替代神本论的时代。

然而，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揭示了现代解放中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辩证法。在政治中、思想中获得解放的个体只是抽象的权利主体，他本身受到商品资本的统治，事实上是被动的存在。在上帝拜物教到商品拜物教的现代演进中，意识形态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它只是从一种有神论的上帝拜物教变成了一种无神论的商品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无神论拜物教在现代社会中新的“三位一体”，它们是现代生活中规定万物和支配万物的“神”，是现实主体。高呼自我解放的人匍匐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物神”面前，成为被动的客体，而没有像后现代批判的那样成为了“绝对主体”。真正说来，不是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张扬而是资本统治才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源。

“上帝”曾经以救赎的名义成为“牧羊人”，在现代生活中，“资本”以平等交换的方式掩盖剥削，在实现自由的同时构成新的统治。马克思说，作为客体关系的资本获得了支配一切的主体性力量，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本身却失去这种独立性和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资本关系中居于主导的、似乎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有产者其实也只获得了一种人的生存的外观——他们仍然受资本支配，更不用说劳动被资本占有、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人变成比畜生更可悲的存在了。自然、社会、人及其观念全面地被资本所规定，资本成为“特殊的以太”和“普照之光”，成为无坚不摧的塑造世界的力量，作为客体的东西成为了主体，而主体成了被动的客体。这就是现代解放中主客体颠倒和相互规定的辩证法。脱离了这种以资本为基础的存在论分析，脱离了这种在具体关系中展开的存在辩证法，就难以理解现代解放的成果及其限度。

小结

总之，如果我们将《资本论》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成是现代社会历史的基础存在论并且因此越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的学科领域的话，我们获得的东西不会比停留在经济学批判中更少。这是哲学地解读《资本论》的有效出路。只有在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视域中，只有超越了思辨形而上学的反思联系，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才不会被搞成“应用的形而上学”。同样，马克思哲学才不会被搞成脱离经济学基础的思辨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思想方向上，我们赋予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新的内涵，它被阐释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论，并且被看成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