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任务中，以革命实现了二者的统一，由此开启了民族国家的一个新时代。在今天的建设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文明复兴和文化启蒙的话语对立中真正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实现自我更新，绝对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内部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它不能坚强介入并有效整合这一双重主题，任由其抽象对立，甚至被二者单独或联合罢黜消解，这可能意味着中华民族将失去开创世界历史的良好机遇，在其前景中不复看到新时代的曙光。

一

理解中国当代实践任务及其未来之可能方向，必在于对当今时代有一个基本的定位。21世纪已然是，并将继续是开启人类新时代的世纪。这种开启，不会是诸如英国取代西班牙，或美国取代英国这样一种现代结构内的霸主换位，而是阵痛和断裂。如果真要做一个类比，恐怕更像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对阵并构成断裂一样。如果说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文明的方式开创了整个现代，今天开创未来的思想资源和可能性在哪里呢？人们适时地把目光转向东方，尤其是转向了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这种目光转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否能“奉天承运”，真正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呢？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实践是否具有总体性的超越意识，能够克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重时空并置形成的复合限度，从而开创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人类存在方式。因为这种特殊的并置，导致了任何一种单纯的话语都很难抓住中国问题的根本。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要求超越现代，在现代化尚没有真正完成的中国，必然面临实践的挑战，不但会被启蒙的现代立场批判为无的放矢，更可能因为传统消极因素的感染而被启蒙主义者定性为前现代形象。同样，就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这一实情来说，现代启蒙主义必定是关乎痛痒且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一个现代已经显著地显现出其历史限度的当今时代，站在非反思的启蒙原则上，要求我们向西方去，岂不是在让我们亦步亦趋地重复别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可重复并且值得重复吗？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就连当代西方自身也毫无疑问地对启蒙现代性展开了彻底批判，难道我们就不能勇敢一跳，越过现代的困境吗？在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上，我们今天有人举起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面旗帜，并且获得了可观的认同。但是，传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对抗现代，并构成现代的超越而不是非反思的复古呢？这并不是在传统文化自身内部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就像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一样，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真正要构成现代的批判性超越，它必定要理解现代的精神，并且本质上是超现代的。

复兴如何不变成复古，启蒙如何不变成复蒙？在中国当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方位中，如何理解并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复兴和启蒙话语中的独特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复兴和启蒙话语的相互克服，也就是古代原则和现代原则抽象对立的扬弃，由此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是否能真正逐步地开启人类未来的历史，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

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事业是在当代中国建设实践中凸显出来的，它可能在民族立场和人类立场中被理解。从近代遭遇的疼痛中，以“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条朴素的逻辑为前提，振兴民族自强意识，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以期重铸历史辉煌。这是近代救亡主题的推进和提升。这样的立场当然是对的，能够抚慰受伤的民族情感并且抵制民族虚无主义，亦即是那种恨不得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后殖民意识。但是，这一立场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却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作为曾经备受欺辱的民族，更容易天然地认可强权逻辑。在这一逻辑的主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能被理解为跃跃欲试地取代美国，就像美国20世纪取代英国成为霸主一样。这样的逻辑难道不就是国外某些人鼓噪的“中国威胁论”的思想基础所在吗？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复兴，它就根本不可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不是超越而是根植于现代的原则之中。只有深入反思现代文明，包括强权政治在内的现代主体性文化，中国的复兴才可能走出历史，走向未来，而不是简单地崛起为一个新的霸权。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成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积极资源，而不是站在抵制现代的立场上简单地与现代对立，甚至因此退回到传统的保守主义，生产一批又一批的遗老遗少，可笑地以为穿上唐装，或者整天“之乎者也”就是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了。

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传统的回望中穿越现代，开启未来！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最为坚定和深入的批判者，如果它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被借鉴，甚至是有力地吸纳，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复兴能为我们开启未来，而不是对历史或现代的模仿，哪怕是卓有成效的模仿。在批判现代，并展望未来的历史叙事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已经发挥，并且仍将继续发挥世界历史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意识到自己的传统限度的同时，必须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困境之所在。这种批判性的意识只要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就应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坚强有力的支持。在中国当代的话语系统中，获得此种支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遗憾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中，存在着抽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就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抽象否定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一样。一些人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外来者”，看成是文化的殖民者，暴力打砸传统文化的流氓，在这样的意义上复兴被理解为“驱魔”。在他们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只是老态龙钟的悍妇，而传统文化才是并且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血脉相连的鲜活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都成了空白，成了收复失地的“他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实存在，特殊性，都被忽视了，更不要说它世界历史性的超越维度。

其实，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救亡与解放的主题转向了建设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实践中被提出和强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自觉地将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使命，甚至以此重构合法性的基础。既然它还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必立足于对现代的批判，使这种复兴指向未来，确切地说是指向现代文明的超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然着陆于中国的文化土地，这使它可能克服前辈无意地携带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主义残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铸成一种新的形态，从而成为开创世界历史的本质因素。

三

在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启蒙和救亡曾构成时代的双重主题。启蒙话语的本质就是用现代的民主科学原则批判传统，要求从愚昧无知和专制极权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成为“西方”，因为古今关系的实质乃是中西关系。在一些人那里，由于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今天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的中国，因此，要接续五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进行新的启蒙。如果说当今的中国的确还存在前现代的因素需要启蒙的话，这将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呢？它还是与传统构成抽象对立的启蒙吗？如果是，它如何能回应人们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如何能回应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这种启蒙立场将“成为现代”作为中国实践的目标，无视了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和限度。它根本不能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具有的独创性的世界历史意义，却将这样一种话语看成是乌托邦式的自恋。他们最大的目标不过是追随美国，成为“中美国”，至多在反叛的意义上暗怀“彼可取而代之”的老二梦想而已。

因此，如果可以用启蒙来概括当代中国之历史任务的话，这种启蒙一定是指启蒙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不是简单地使中国成为现代的，“走西方的路”。作为二次的、新的启蒙绝不应是传统启蒙的再现，它不仅包含从现代原则对传统的批判，尤其应该包含从各种可能的立场对现代本身的批判。如果只是将现代启蒙原则用于批判当今的中国社会，而无视现代的限度，更无视中国特殊的处境，则非但不是所谓的启蒙，而是“复蒙”。作为一种退化了的保守主义立场，它全然忽视当代历史和思想的进展，将已经敞亮的视界重新遮蔽起来。这种敞亮不仅在马克思那里通过资本批判，而且在许多当代思想家那里通过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早已全面地呈现出来了。然而，在我们这里，启蒙倒退为神话，看不到自身的限度，而将批判它的因素简单地漫画为传统主义的遗孽进行打击，这是一种自打包票的立场。在这样的立场中，中国不会有未来，它必将失去文艺复兴所实现的那样一种开创历史的使命，至多成为美国屁股后面蹒跚前行的跟班。

未来的历史需要在对现代的辩证理解中找到力量。虽然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限度，但就对现代之深入理解并力图在这种理解中超越现代而言，它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批判的意义上吸收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重构自身的同时，能够形成一种超越现代的新的启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必须理解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限度，在对话中大胆探索新的可能性。当然，就像中国的佛教虽信奉弥勒，但他已经是中国的佛一样，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方位和任务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能简单地归约为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只有断裂中的熔合和连接，才能称得上是发展与创新。

有容乃大。大时代需要大胸襟，大胸襟造就大文明，大文明才能开创大历史。我们切实希望中国当下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不再局限于抽象的对立甚至“怨恨”，而是真正站在历史的、时代的、人类的高度思考中国的现实，探索其未来，在对话与沟通中实现超越。唯此，才不至于错失时代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好机遇。当然，相对于个人生命和某一代人而言，这是漫长而渐进的过程，我们至多能看到它依稀朦胧的身影。但是，我们却不能妄自菲薄，而应积极承当这一伟大的民族使命，将中华民族的复兴融入人类的发展事业，从而将人类文明推向一种可能的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