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我来说，是再一次谈到启蒙这个话题。我不想讲具体的人物、著作或者问题，而是想一般性地谈谈如何面对启蒙的问题。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犹豫的。因为这容易被划到反对启蒙的保守主义或者与此相反的极端主义阵营中去，就像作为学生的哈贝马斯在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时，也免不了误解，将它看成悲观主义的反启蒙著作一样。其实，我的立场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这个题目是想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去神秘化的启蒙概念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不至于提到启蒙就神经质似地敏感，或者沉溺于启蒙的神话之中不能自拔。不同的是，我不想从启蒙思想对事实性的崇拜并带来新的宰制这个角度来讲启蒙的神话，而是从启蒙本身的叙事方式和关于启蒙的叙事方式两个方面来谈论其作为神话。在我看来，对启蒙的去神秘化，马克思已经原则性地完成了。因此我们才有理由说，今天仍然忌讳启蒙或者迷信启蒙，都还生活在启蒙的神话之中，本身仍然有待启蒙。思想在思想中走过的道路，不意味着思想在实践中就必然地走过了。历史总落在思想的后面。这是思想的优势也是思想的无奈。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还要面对将启蒙神化的思想局面，仍然需要重复对启蒙去神秘化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像福柯说的那样，启蒙只是一种历史地确立起来的质疑和反思的社会精神气质，启蒙意味着一个始终在完成过程中的永远完成不了的任务。所以，祛除了启蒙的神话，我们才能真正占有启蒙的成果，使启蒙成为社会历史展开的普遍精神，而不是老在坚持还是反对启蒙这样的抽象立场中徘徊打转。因此，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启蒙问题。

一、启蒙何种意义上是神话和被神化了

大体说来，现代是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发端，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最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本质地确立起来的。其中，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看成是现代社会在观念中的自我确证。我把它称为在观念中将人做成主体这样一件事情。现代常常被称为启蒙的时代、主体性的时代、理性的时代、自由的时代，等等。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以观念的方式确立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原则。启蒙运动通过反对宗教迷信、专制极权，肯定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样一条根本原则。它意味着人不仅被理解为目的，并且被理解为存在的动力。这种人被确立为主体的主体性原则，包含了现代的世俗精神、个体精神、实证精神和实用精神等现代的基本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发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那么，这样一种发挥了巨大解放作用的启蒙何以说是一个神话呢？是启蒙运动本身包含着神话还是关于启蒙的各种话语将启蒙神化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依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路进行回答。传统的神话和宗教中已经有了人要成为主体，以摆脱恐惧、支配和统治世界的主体性意识，所以，宗教神话中已经包含了启蒙，它们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异化了的自我形象。同时，由于启蒙以唯一的事实性和科学性思维把握世界，以便对自然和他者实施统治，为了寻求自由解放的启蒙本身确立了新的统治和奴役原则，陷入对自身原则的非批判的神秘崇拜。这就是说，启蒙并不是绝对新的，启蒙试图打击的旧思想中已经包括了启蒙，而启蒙自己标榜的新思想中包括了它批判的旧因素。所以说，从启蒙自身来讲，启蒙就是神话。根本不存在只有现代才是启蒙的时代这件事情，同样，永远也不可能存在彻底启蒙了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历史没有绝对的断裂，没有自己独立历史的精神也没有彻底的断裂。比如说，在古希腊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苏格拉底“做自己的主人”的说法中，已经表达了人类主体性的意识。因此，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观念的理解本身要贯穿历史性的意识。启蒙断裂论的历史意识、发展主义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理性本身的非理性崇拜都使自身陷入神话，从而“弄残了自身”。

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曾经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当这一事件被观念地建构起来的时候，本身却被神秘化了。这就是我们这里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启蒙的叙事将启蒙塑造成了神秘的形象。启蒙本身在思想史的表述中被神圣化了，它成了天然正确或者不能触碰的东西，也就是说，关于启蒙的话语叙事将启蒙神秘化了。这就导致了关于启蒙的思考本身失去了启蒙倡导的那种质疑、批判的主体性精神。在如何对待启蒙问题上，非反思性的迷信和拒斥相互对立，启蒙好像成了一个神秘的领地。今天，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这种对立是随处可见的。有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崇尚启蒙现代性的立场，并以此批判和解读现实。相反，另一些人则坚决地批判启蒙主义，好像启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根本的历史意义不值一提，或者面对现实害怕提及启蒙。事实上，辩证地对待启蒙才是启蒙本身倡导的启蒙精神。对待启蒙的非理性的状况本身需要启蒙，需要去神秘化。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永远在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或者不分彼此的蒙昧主义中迷失前进的方向。祛除启蒙的神话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认为马克思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二、马克思作为击穿启蒙神话的旗手

我曾强烈地认同马克思是启蒙的儿子这个说法，并且由此还提出过含义大致相同的“马克思是现代自由的儿子”。这个说法的意思是，马克思在批判启蒙的同时继承了启蒙的原则和精神，因此他是启蒙的真正继承者，启蒙本质上就是要确立一种“公开地利用自己理性”的辩证批判精神。只有真正切中启蒙要害的批判才能真正继承启蒙遗产。不能揭示一种思想遗产的限度就把握不住其本质，就可能囫囵吞枣地拿来或者盲目拒斥。马克思是对启蒙及其限度具有深刻领会并且在对启蒙的批判和继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理论的思想家。一方面，他坚持了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批判了启蒙精神陷入的观念论的自我崇拜；另一方面，他坚持了启蒙的基本价值原则同时揭示了现代社会制度兑现不了启蒙的价值诉求。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去继承马克思批判启蒙获得的思想成果，并且需要继承马克思从启蒙那里继承的辩证的理性批判精神。

然而，如今我们恐怕正在遗忘和错失这一精神。人们常常各取所需，按照主观的取舍，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看待马克思与启蒙，而不愿意看到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的真正实情。有人将马克思打扮成启蒙主义者，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辩护，有人将马克思打扮成反启蒙主义者，为自己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辩护。马克思遭遇了他当年面对的黑格尔哲学解体时的困局。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碎片，自以为抓住了他的本质要素，并因此相互论争和对立。如今，启蒙主义的马克思与反启蒙主义的马克思的对立，如果是出于无知，还算是纯洁，因此可以原谅的话，如果是为了难以告人的秘密刻意地肢解马克思，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揭示马克思如何辩证地批判了现代启蒙，本质性地对启蒙的神话进行了有力打击，在继承启蒙的同时超越了启蒙，以确立马克思思想的原则高度，不是这里的任务。今天我想说的是，关于马克思批判启蒙的成果，我们本身也要确立一种辩证的理性立场。马克思是击穿启蒙神话的第一人。这个第一不是时间上的意义，而是思想原则上的。马克思通过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递进加深的方式揭示了启蒙的抽象人本主义和观念论立场。马克思揭示出，以现代资本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建制不可能兑现启蒙的价值承诺，这无疑是对的。但马克思要去兑现这个神话般的承诺，他造就了普罗米修斯的自我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洞穿启蒙神话的同时本身仍然在启蒙精神和启蒙价值的指引之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辩证地深入马克思思想的内部，真诚地面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我们可能会走到马克思所批判的方向上去，虽然自以为是受到了马克思的指引。所以，对启蒙以及对批判启蒙的马克思思想本身，今天都需要不断地“启蒙”，去揭示其内在的实体性内容和形式性的精神气质，确立一种辩证的理性态度。

三、我们如何面对启蒙

今天真正意义的启蒙就是再度洞穿启蒙的神话。对于启蒙的反思，要像马克思已经杰出地做到了的那样，我们首先需要去把握启蒙的思想前提和社会历史前提本身，去领会启蒙的历史性，进一步揭示启蒙的历史限度；其次，我们需要领会历史存在的真理和话语叙事之间的鸿沟，不能将观念论的原则直接地等同于客观的现实，陷入对观念话语的非反思性崇拜；再次，需要瓦解任何绝对主义的宏大叙事，不管这种叙事是决定论的、进步论的还是目的论的。我们需要从根本的意义上领会历史本身连续的过程性和开放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从绝对主义的幻想中解放出来；最后，新的启蒙在根本上坚持主体性的同时，必须意识到人作为存在主体的有限性，因此有一种自我限度的边界意识，从而不仅在个体而且在人类的意义上活得谦逊。从来没有救世主，人本身也不是救世主。人只能认识能被认识到的，只能抓住能被抓住的。如果只是从“神本论”倒向“人本论”，那仍然还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在如上多种意义上，所谓洞穿启蒙的神话就是要放弃高高在上的启蒙本身。一定程度上，我深信绝对真理死亡了，掌握绝对真理的启蒙导师也死亡了。思想只是谦卑地表达我们对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生存意见。思想者不再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是聊天的伙伴，或者喃喃自语的夜行人。我们无权再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说话，也不要期待一呼百应那样的启蒙盛况。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是艰难的渐进过程，瓦解启蒙的神话本质上恰好是启蒙的实现，是积极而客观地对待启蒙，并因此是要求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启蒙倡导的理性精神。人作为的人的存在就是不断超越的能在过程，始终走在启蒙和再启蒙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思想作为解蔽永远是在启蒙，启蒙是思想亘古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