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方自我神经基础的比较(1 / 1)

马库什和可塔亚马(Markus & Kitayama,1991)提出了影响久远的文化与自我的理论假说,即西方文化下大多数人具有独立型的自我结构,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分离;而东亚文化下大多数人具有互倚型的自我结构,强调自我与他人的相互联系(见图8-3)。

图8-3 西方文化的独立型自我与东亚文化的互依型自我(Markus & Kitayama,1991)

基于上述的自我与内侧前额叶的高度相关(Northoff,et al.2006)以及Markus & Kitayama,(1991)的理论假说,朱滢等人(Zhu et al.,2007)假定,中国人不仅思考自我时会激活内侧前额叶(MPFC),而且思考与自我非常亲近的人也会激活内侧前额叶。这样假定的理由是,由于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非常亲近的人与自我不分彼此。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分离,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于任何人的(包括最亲近的人,如母亲)。因此,虽然西方人的自我能激活内侧前额叶,但是他/她的父母却不能像自我一样激活内侧前额叶。

朱滢等人(Zhu et al.,2007)进行了一项脑成像实验(采用自我参照效应范式进行),来检验他们的假设。实验中他们使用了中国被试13人与西方被试13人,中国被试是北京地区的大学生,西方被试是来到北京学习的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这些青年学生来北京不到一年。中国被试用中文进行实验,西方被试用英文进行实验。设置了四种实验条件:(1)自我参照:“勇敢的”适合描写你吗?(2)母亲参照:“勤劳的”适合描写你母亲吗?(3)他人参照:“可爱的”适合描写朱榕基吗?(西方被试用克林顿)(4)字形判断(要求被试回答呈现的人格形容词是大写或小写)。

脑认知成像(fMRI)结果发现,中国与西方被试的自我参照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VMPFC),这与已有的发现是一致的(Northoff,et al.,2006)。有重要意义的发现是,中国人的母亲参照也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的母亲参照没有激活腹侧内侧前额叶。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表征是重叠的,同“住”在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住”在内侧前额叶,(见图8-4)。

图8.4 朱滢等人脑认知成像(fMRI)结果示意图(Zhu et al.,2007)

朱滢等人脑认知成像(fMRI)结果见图8-5,图的左边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比较的脑区(蓝色小圆圈部分),图的右边表示: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参照、母亲参照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绿色、红色矩形在零线以上),朱榕基参照使内侧前额叶抑制(黑色矩形在零线以下);对西方人来说,只有自我参照激活内侧前额叶(绿色矩形在零线以上),母亲参照和克林顿参照使内侧前额叶抑制(红色和黑色矩形在零线以下)。

图8-5 东西方自我神经基础的比较(Zhu et al.,2007)。

朱滢等人(Zhu et al.,2007)根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中国文化导致发展出自我与亲密的他人(如母亲)的神经联合,而强调独立自我的西方文化造成了自我与他人(甚至非常亲近的母亲)的神经分离。”这样,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人与西方人自我的不同神经基础。

最近,王刚等人(Wang et al.,2011)的脑成像(fMRI)研究重复与发展了朱滢等人(Zhu et al.,2007)的结果,即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表征是重叠的,同“住”在内侧前额叶(VMPFC);但是,父亲或好朋友与自我没有共同的神经表征,即自我与父亲或好朋友在大脑中是分离的。图8-6右边的柱状图显示,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在激活内侧前额叶上没有差别;母亲参照与父亲参照,母亲参照与好朋友参照在激活内侧前额叶上有显著差别(见星号)。中国人的自我与父亲为什么没有共同的神经表征?儒家文化将父子关系看作是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要求尽力使之和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父子关系往往并不亲密,而是疏远。中国有“严父慈母”的说法,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的百般呵护,而父亲总是扮演严厉的权威角色,很少与子女沟通交流,导致子女与父亲感情的疏远。

图8-6 王刚等人(Wang et al.,2011)的脑成像(fMRI)结果

上述朱滢等人(Zhu et al. 2007),王刚等人(Wang et al. 2012)关于中国人自我神经基础的研究说明,中国人互倚型自我已深入脑髓,即中国人相互依赖的程度已深入脑髓。具体说来,这种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有重要特点,即与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母亲),相互依赖已深入脑髓;与好朋友的相互依赖未深入脑髓,与父亲的相互依赖也未深入脑髓。

中国人与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依赖已深入脑髓的神经科学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讲我们说道,《礼记》把父母看作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也把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看作是中国人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关于中国人自己人/外人的划分中,也把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当作最亲密的人。上述神经科学的事实与《礼记》、“差序格局”和“自己人/外人”的说法是非常一致的。因此上述神经科学的事实是对中国人具有互倚型自我的极好证明。同时,它也确实表明,中国文化(“血浓于水”的文化)对中国人的大脑功能有深刻的影响,这为文化神经科学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