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女为父母养老或养儿防老。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2亿多流动人口（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8亿人至今仍旧是农民，市民只有5亿，我国大多数人仍旧是农民。因此，儒家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在我国依然根深蒂固，陈志武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2005年陈志武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河南的三个农村作过一次调查，对于“你为什么要生小孩”的问题，各地回答的情况如下：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而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儿防老”，丹东和徐水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小孩”时，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而北京有55%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县仍然在两端之间（陈志武，2009，204-205）。如果把“你为什么要生小孩”的问题看作是对家庭的经济互助功能的调查，而把“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小孩”的问题看作是对家庭的精神互助功能的调查，那么，我们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在农村，家庭的经济互助功能是第一位的（养儿防老占69%），而家庭的精神互助功能比较少（爱小孩而生小孩占16%）；而在大城市里（北京），家庭的精神互助功能是第一位的（爱小孩而生小孩占55%），而家庭的经济互助功能比较少（养儿防老占12%）。

现在农民工约有2亿人，他/她们在城市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医疗、住房和教育补贴。他/她们老了只能依靠子女：城里人老了可以送到养老院，我们老了只能靠孩子。我们没有养老金，也没有什么指望，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这就是农民工的心声。他/她们不得不“养儿防老”。

另外，从子女的角度看，据《网易女人：敬老作业怎么做？第八期》报道，对3万2千多“70后”“80后”和“90后”网友的调查表明，30%的人认为父母在子女婚姻大事上很功利，父母干涉儿女婚姻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近日一项4562人参与的媒体调查显示，84.5%的人坦言将来养老的预期已经影响自己的职业选择（《北京晩报》，2013-3-15）。

这样，“养儿防老”是“中国人是他父母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的第一层含义。

（2）望子成龙。

中国人历来将子女看成自我甚至家族的延伸（各地兴建的宗祠、续的家谱说明了这一点）。父母的事业由子女来延续，“子承父业”是“养儿防老”的城市版。据调查估计，我国现有1200多万户企业，民营企业1025万户，占80%以上。而民营企业当中又有80%以上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中的人们彼此相互依赖自不必说。

“望子成龙”还表现在，父母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愿望极力让子女来实现。这也是“虎妈”“狼爸”教育的思想根源。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称，“望子成龙”排九大生活动力之首。并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影响甚大。还有人认为，“子承父梦”、完成父母之愿就是“为孝”之道，孩子是父母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很多家长从小把孩子当作一件“商品”进行攀比，比成绩、比学校、比才艺，长大了还比收入、比地位、比谁娶得好嫁得好。

总之，儿女束缚在家长的理想、愿望构成的“蜘蛛网”之中。这样，家长“望子成龙”的思想是“中国人是他父母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的第二层含义。

（3）子女找对象要听父母的。

冯友兰曾指出，“民初人常说：在旧日底社会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儿子；他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当儿子底，固然不自由得可怜，当父母底，也未免专制得可恨。但是我们若知以家为本位底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可见，这些都是应该如此底。谁也不可怜，谁也不可恨。”（冯友兰，1938/2007，169）。

冯友兰接着说，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社会里，一家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或种田，或开铺子等。这样，父母为其子娶妻，其意义并不仅是为其子娶妻。他们是为他们的家接来一个共同生活的新成员，一个干活的人，一个助手。因此，他们的儿媳，要由他们来选择。所以他们的眼光，至少不能全部放在儿子的爱情上。这就是为什么贾母为贾宝玉选了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的缘故。薛宝钗少年老成，当然比多愁善病的黛玉能持家、能“立门户”。梁漱凕说，“西洋视婚姻为个人之事，恒由男女自主之；中国则由亲长作主，视为家族之事”（梁漱凕，2010，94）。父母为儿女包办婚姻或干涉儿女婚姻，就是“中国人是他父母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的第三层意思。

一种思想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中产生的，但当新的经济制度诞生以后，原有的思想并不立即消失，它仍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即使在今天，没有父母的同意，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依然不能与心上人结婚！《北京晚报》（2012-02-07）有一个讨论：“恋爱究竟是谁的事？”儿子小管说，“我都27 岁了，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吗？！……我知道我爸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妈一直给我灌输……一定要模样超群且门当户对——其实就是家庭背景能拿出来显摆。”小管妈妈说，“除了我这个在事业单位办公室做主任的妈，小管他爸更是知名企业的总裁。我们家可能让他随便娶个女孩进门吗？……他娶的是管家的媳妇，没有我们认可，别想得到支持！”小管父母虽然生活在21世纪，但婚姻观念还是民国初年的：儿子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冯友兰，1938/2007，169）。“非诚勿扰”节目主持人孟非也说过，在温州那个地方，做生意的人很多，资产在10亿、20亿以内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生意的。那地方的年轻人，平时可以交许多女朋友，但是，到了要娶媳妇那天，你必须听父母的：我让你娶谁，你就得娶谁。为什么呢？我们家的买卖一定要和另一家企业联姻。如果不听话，老爷子一个电话，就把儿子的信用卡给停了，儿子三天都活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儿子不得不乖乖地听话（2016.5）。

2015年外国媒体这样描述中国青年的婚姻状况：“尽管中国年轻人或许正在稍微延长他们的单身生活，但在婚姻问题上，事实证明传统思想是难以撼动的。很多父母实际上对子女的婚配拥有否决权。如果一位男性追求者缺乏现代形式的‘聘礼’——一套房产，女方父母往往会行使他们的这一权力”（《参考消息》，2015-04-09）。

另外，在父母催婚的情况下，男女青年租对象回家过年的新闻不在少数。2016年春节前夕，北京东直门地铁站的一幅反逼婚广告让许多人记忆深刻，成员达一百多人的“反逼婚联盟”，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认为，“逼婚”和“反逼婚”现象，反映出中国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在中国，结婚不是个人的事儿，而是家庭的事儿。很多父母都是穷尽家庭的力量来促成婚姻。另外，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家庭理念强烈，也导致了特有的‘逼婚’现象。”（谢殊青，《南方周末》，2016-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