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寰[1]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调到清华大学。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时多年从事基础教育研究，到清华大学以后，比较集中地做高等教育研究。多年研究经历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其实教育者（包括研究者）是为了我们工作的方便，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人为地切割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再进一步切换成课堂学习、课外学习，物理、数学、英语等。但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自身成长过程也是完整的。今天我们讨论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思维，意识到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成长与发展，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联结全球的活动。

托马斯·费里德曼几年前出的书《世界是平的》并非教育著作，但是它对教育研究者很有启发。它强调全球化视野，提出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全球化3.0时代。所谓全球化3.0时代，是21世纪的一个新现象。此前全球化1.0时代是中古后期至近代，全球化推动力量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全球化2.0时代，是19世纪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跨国公司；进入21世纪，推动世界的最重要力量是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既有天生的成分，更有后天教育的刺激和培育。

费里德曼在对这本书的修订版里特别增加了几部分的内容，其中特别强调：所谓世界是平的其基本理念就是揭示竞争的门槛在降低，你可能没有强大的国家，也没有巨大的跨国公司，但只要有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个体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就可能影响全球、世界未来发展的前景。所以，在逐渐变平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教育理念仅有知识是不够的，因为知识更新得太快。教育最重要的不再是授予一技之长，而是使人具有学习力，是趁早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这是重要的教育投资。未来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首先是人才，人才的量和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位置，这里所说的量和质并不仅仅是指知识层面，还要看人才是不是具有雄心大志。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概念，再去想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学习方式的变革，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质量、教育目标等，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整体教育观之下的研究整合。

刚刚召开的十九大，我觉得对搞教育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之间所具有的关键联系。报告提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教育最核心的任务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和世界发展趋势、中国追求目标之间的高度内在联系时，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

很多生活在现阶段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新名词不断出现，我们老是跟不上。但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中国发展的目标和战略是非常清晰和稳定的。比如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是在2002年提出的，后面是逐步完善这一目标，特别是实现的路径。比如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支撑我们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

所以总体看来，从“十五”期间提出目标，“十一五”期间是关键时期，“十二五”期间是攻坚阶段，到“十三五”进入决胜阶段，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努力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直接关联，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习通识与专业教育，同时经历了从少年、青年向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资源转变，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栋梁。想一想现在的大学生，“00后”已经进入大学，到2020年他们正是最好的年纪，目前的博士生到2030—2050年，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一目标的直接承担者。这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讲，1998年高校扩招，带来中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但是把它放到世界范围内，其实不过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2013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全球平均是32%，中国是36%。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了15%，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二，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过就是100多个国家所达到的平均水平。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了50%，进入普及化阶段，有14个国家超过了75%。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位置，2020年前后会达到50%，进入普及化阶段。

在全球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我们另一个要改变的，就是高等教育的特点。改变同质单一，走向多元、分层的系统建设。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规模扩张、重点大学计划等，代表了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上抓两头、带中间的特点，实现整个系统综合发展和水平提高。这都是为了对应知识、经济对人才和人才培养能力的要求。

2008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社会秩序和各国经济政策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E）各成员国平均失业率达到7.9%，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值8.5%，并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的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50%。2012年，OECD各成员国部长级会议通过《更好的技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技能政策的战略途径》报告，明确提出：技能是21世纪的通行证。投资技能将是应对危机最有远见的策略。中国政府在推进普通院校转型，加强应用型院校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201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特别提到“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世界知识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人才培养能力的竞争。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当中，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非仅仅是中国所有，而是很多国家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而采取的国家战略。我国双一流政策推出来后，一些人又开始非议，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是对地方院校的不公，其实这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的一个政策选择。与其相伴随的，就是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强调多样性，注重技能性，推进大批地方普通院校转型。

简单介绍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有研究生院大学的学生扩招数量，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60所左右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数没有明显变化。没有研究生院的普通大学，包括一些211院校，地方本、专科院校，1998年以后学生数量出现非常明显的增长，到2006年出现一个平台性发展，又进入新一轮上升。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人数同样增长非常迅速。关于教师人数的变化，呈现出同样的特征，但我们在2006年前后看到一个巨大的缺口，即由于学生人数大增而导致教师人数不足的缺口，所以从2006到2008年出现了教师人数明显增长，特别是地方性高校教师人数增长更为明显。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地方高校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它们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基于对高校教师每日工作量的调查，我们发现，在这一表现教师职业分化的重要指标上，可以明显看出院校类型的分化：985、211、地方高校、高职高专四类，教师每天工作量的分配，从事教学的985院校教师最低，随着院校类型的不同而增加。从事研究的工作时间，985院校教师最高，随着院校类型的变化而变低。这个工作时间分配上的剪刀差不是由教师个人选择和喜好造成的，而是由高校类型决定的，虽然中国目前的高校功能分化已经显现，但院校分类却一直未能很好进行。进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功能分化与系统转型，分层分类发展是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5年《经济学人》杂志曾发文说，当前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入高校。这种数量上的增长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大挑战。曾创造多元智能理论的心理学教授加德纳认为：目前的学校教育仍然在培养学生适应过去的世界，而不是面向可能出现的未来。我们还没有找到能使年轻人为完全不同、甚至从未想象过的世界做好准备的办法，这可能是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明确提出：“虽然现在教育日渐发达，但存在学习危机。”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能够建立有效支持学习的教育系统。刚刚出版的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把“学习危机”的话题作为2017年度、2018年度报告的主题。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对学习危机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认为四大方面原因直接决定学习危机的存在：一是学生学习准备不足，二是教师教学技能不足，三是学校教学管理水平低下，四是教育投入未惠及教学。这些原因我们听上去都不陌生，所以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问题。

聚焦高等教育质量，目前很重视结果导向的教育评价，就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用这个标准去改革你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这里就涉及我们对“质量”的界定，其实可以有几个不同视角。例如，以质量为卓越，越高越好；以质量为目标的实现度，你自己确定，根据你学校的特点确定目标，然后来看它的达成；以质量为适应性，因为高等教育直接和人才市场关联，所以评价高等教育质量可以看它与市场的弹性匹配程度；以质量为改进或加强，我国每五年举行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价其实就很强调这一点，看学校上次评估专家提出的问题这次你改进了多少。以质量为满意度，看学生、教师、家长，乃至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等。

纵观国际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特征，有以下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使用通用或可比较的国际化评价标准，突破国家及其他单一教育系统制定标准的局限，建立起以“实质相当”（Substantial Equivalence）为原则的跨国家互认学历的国际认证标准及程序，如工程教育的“华盛顿协议”；第二，以“学”为中心的增值性评价视角，改变传统的、以教育投入及办学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强调以“学”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突出教育过程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带来的成果及变化；第三，以“证据”为基础的可持续的评价方式，通过长期积累、科学采集的数据和可显现的证据（Evidence-Based），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与评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第四，以教育改进为目标的评价理念，评价结果用于改进教育教学。

另外，近来评价界谈得比较多的以“学”为中心的增值性评价视角，这个“学”其实包含两个含义，即学生、学习。强调“增值”不仅仅统一考虑学生的基准性成绩，而且要考虑不同学生的起点不同，学习特点不同，在同样学习期间内，学生改变和提高的情况如何。当然首先要从学生的视角看学习质量。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课题组从2007年开始，对大学生学习性投入，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及体验进行系统研究。开发出系列性工具，如针对普通院校学生的“绿色问卷”，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蓝色问卷”，针对应用型院校学生的“黄色问卷”，为清华学生定制、面向所有学生全程学习的“紫色问卷”。我们最近又开发了针对大学理工科学生学习结果的客观测试，针对清华博士生的调查问卷等。总的说来，近十年的系列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学习层面，从学生的学习经验、学习经历和收获来评价教育质量的数据积累。

下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些发现我觉得既不是纯粹的课堂学习问题，也不是哪一类课程或教学问题，它们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大学生的综合性学习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目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状况。选择这一群体是因为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给学生群体带来的变化。所谓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指父母没有上过大学，这些学生并不一定是家庭贫困，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支持。我们连续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国近年内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占大学生总数的72%到75%之间，很稳定。这说明，高等教育扩招的确给很多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在不同院校分布上明显不均衡：上普通本科的学生比例最高，而上985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比例最低。这表现出虽然上大学的机会有了，但上什么类型大学的机会仍存在差异。这就与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支持有关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根据客观考试、学习成绩测试，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并没有明显差异，所以并不是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两大群体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参与课外活动上，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参与学校课外活动，特别是对人的成长、求职就业极为重要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明显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群体。我们根据教育原理和问卷结构，将课外活动分为“拓展性学习活动”“研究相关类活动”和“社会实践类活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类活动”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没有明显差异，但参与其他两类活动均明显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国内外大量研究已证明：在人的成长当中，这些被称为高影响力的教育活动，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发展非常有好处。

其次，基于我们的数据对一代大学生总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按时上课、完成作业，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不差等。但他们较少和他人交流，较少在课上提问、表达意见，社交圈子小，课外缺乏有益社交活动的参与，更多的时间用于打游戏，等等。可以说他们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学习性或学术上，主要是社会性发展存在问题。而我们所说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课程学习之外，对学生的社会性成长、综合能力和素质养成，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等都很有益处。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改变或者说帮助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更好地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提高社会性发展水平，教师、学校大有可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的人生发展指导、学术志趣激发均显著影响第一代大学生参与“拓展性学习活动”和“研究类相关活动”。比较高频次的师生互动，对学生特别是第一代大学生的影响非常积极，教师层面对学生的人生指导，学术志趣的激发，他们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得分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第一代大学生参与两类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比例，可以提升超过50%。所以，我们非常努力推进高校加强师生互动，提高教师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要求他们花时间指导学生，不仅进行学术指导，而且进行人生指导，这对第一代大学生尤为重要。

在学校层面，目前学校有很多政策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学习有困难或特殊需要的学生等，但我们的学情调查发现，这些政策很多时候并未被学生感知，或者说学生使用起来很麻烦，甚至让学生反感。如果学校能改善对这些政策的宣传和精准服务，特别是突出以人为本，顾及学生的感受，可以增加学生，特别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报刊上曾报道，一些大学根据学生在餐厅用卡、花钱总额，来判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确认之后悄悄给学生充值，学生不需要通过申请等方式。这样的做法在清华大学已实施多年。我刚到清华时还很奇怪，为什么不需要学生申请，不核查，就给学生充值，万一这些学生并不贫困呢？学校的解释是，比金钱更宝贵的是维护这些学生的自尊心，我们要用更人性的方式帮助有需要的学生。更人性化的支持，更有效的宣传，是学校帮助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尽快融入校园，参与各类有益课外活动，提高个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方面。

最后我想说，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现代科技的挑战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很多方面的变革。对于今天的学校和教师来说，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我们都要共同思考：未来的孩子将如何看待学习？如何获取知识？如何看待学校和老师？如何度过自己的学校生活？我们的学校、老师及整个教育系统怎样做好准备，迎接新一代学生的到来，培养优秀的社会公民和杰出的创新人才？

[1]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