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德累斯顿四名建筑系的大学生，布莱尔（Fritz Bleyl）、赫克尔（Erich Heckel）、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施密特-洛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结成紧密的创作共同体。1他们共用赫克尔的画室，这间画室原本是个鞋匠铺，位于德累斯顿工人居住区，这符合他们接近底层民众、贴近现实生活、广泛传播艺术作品的愿望。共同创作有助于他们的相互切磋和指导，尤其因为他们都没有专门学习过绘画，基本靠自学，虽曾请城市规划师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教授素描课，但他们并不崇尚技法，而是信奉“原始创造力”，认为绘画其实是不可传授的。他们由此渐渐形成艺术联盟2：他们在这儿可以无拘无束地研究**这一所有造型艺术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创作素描，这让他们共同体会到，应当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并遵从经历。就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结为团体，将之命名为“桥社”。

1 “桥社”的创始成员

2 基希纳，“桥社”海报

“桥社”的创始成员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并肩作战，才能共同承受和抵挡时代的风暴，改良现实社会，构想和创建新世界、新人类。之所以取名为“桥社”，按照赫克尔的描述，是因为该词的丰富多义：“它并非纲领，一定程度上由此岸引向彼岸。必须抛在身后的是什么，我们对此全然明了，至于走向何方，可就不那么明确了。”[1]“桥社”的创始成员都是年龄在22～25岁、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他们笃信青春、进步和未来，决绝地对旧势力、旧观念宣战，勇往直前，呼吁年青一代与他们一起通过艺术创作赢得自由、构建未来：“只有将桥视为通向未来者，这一团体的称呼才名副其实。归根结底，‘桥社’的艺术家是坚定的反叛者，炸毁了通向往昔或怯弱当前的桥。”[2]尼采是“桥社”成员的精神导师，他在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桥”为比喻：“人之伟大在于，他是桥而非目的：人之可爱之处在于，他是过渡而非灭亡。”或许“桥”的意象与德累斯顿的重要城市景观，即多座跨越易北河的桥，也不无关系。

我们先看“桥社”成员在1910年左右这一艺术成熟期创作的四幅肖像画。首先是基希纳的油画《杂技演员马尔赛拉》（Artistin Marcella，1910） 彩图28。画面色彩仿佛一曲绿色交响乐：沙发和袜子的深绿墨绿，地面和桌子的翠绿鲜绿，墙壁的嫩绿浅绿，桌上玻璃瓶的草绿深蓝与窗户窗框的颜色相配，女孩的连衣裙有黄绿色条纹。亮丽的画面色彩缩减为两三种原色，除了绿色，还有女孩身体的整片褐色、鞋的红色和猫的白色；色彩连成整片，色块边缘用线条加以勾勒，形体和布局的规整有助于增强色彩的表现力。女孩弯曲的身体、支起的右肘、蜷曲的右腿与白猫的曲线、沙发的弧线造型融为一体，使画面的局部轮廓显得舒缓流畅。

赫克尔的油画《躺着的女孩》（Liegendes M?dchen，1909）彩图29充满黄、红、绿这三种鲜亮色彩。人物身体呈褐色，躺在白绿相间的长沙发上，沙发仿佛张开的贝壳；沙发布面的道道绿色条纹描绘得大胆简洁，轻捷快促的笔法显得自然流畅，这一绿色与墙壁、地板的颜色相呼应，透出青春亮丽和蓬勃生机。

赫克尔的作品深受法国野兽派（Fauvinismus）的影响。野兽派兴起于1905年，堪称20世纪的首个艺术潮流，强调色彩是主观情绪的表现，不用调和色，而是将纯色不加稀释或调和地涂抹在画布上，使之形成色片。平面化铺展开来的鲜艳浓烈色彩纯粹、炽热、对比强烈，能够引起观者的视觉震撼，因此被同时代批评家斥责为“一桶泼向观众脸上的颜料”。野兽派的重要艺术家德奥（Andre Derain）认为：“对我们来说，色彩即炸药，应当喷射出光。我们直接用纯色，新鲜色彩所蕴含的观念是惊人的……”他将野兽派的创作视为洗涤绘画、使之变得更加纯净的“火之洗礼”。野兽派摒弃了新古典主义和象征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关注透视法、清晰的轮廓线和明暗光影的对比，试图脱离自然主义式的模仿，追求色彩的狂野及其在空间表现中的自主地位，就表现内涵而言却很驯顺—其最重要代表马蒂斯将自己的画称作安乐椅，画作追求的是均衡、纯净和安宁，赞美市民生活的富足安逸，突出画面的悦目感和装饰性，不涉及深刻内涵、复杂现实或沉重的社会题材，也不带一丝忧郁忧虑。这从马蒂斯的油画《红色和谐》（1908）彩图30中可见一斑。画中女子将一盘水果（水果呈现出黄色和红色果实配绿叶的鲜艳对比色）放在餐桌上，两把椅子立于桌旁；室内陈设富丽堂皇，整个房间，从墙壁、桌布到地面，流溢着浓烈的红色，间杂着女士的白裙和窗外的白树；桌布和墙壁上的花纹装饰图案属于同一风格，枝叶藤蔓般的曲线蔓延于画面，将水平面与垂直面连成一体，笔触显得舒展自由；由于画面没有透视效果，画面左上角的窗景仿佛一幅画作，形成画中画效果；画中物体描绘得比较简略，看上去趋近于平面，装饰性极强，恍若一块波斯地毯；马蒂斯注重色彩的既呼应又对比，笔触的既关联又反差，整幅画面的色彩与布局显得优雅和谐、欢快安宁。1909年，他首次在德国举办个展。“桥社”成员的创作虽然受到野兽派的影响，其精神取向却大相径庭：

如果说，马蒂斯希望让人平静，营造出“无目的的愉悦感”，德国表现主义者则希望让人激动不安；法国艺术家希望回避现代生活的重重问题，德国表现主义者则挖掘出这些问题。马蒂斯希望保持平衡，后者则希望将之打破。他们觉得纯净很可疑……他们的艺术追求真相，而非魅力四射的表象。[3]

深受野兽派影响的“桥社”成员是佩西施泰因（Max Pechstein），他于1907—1908年在巴黎待了八个月，还曾前往南太平洋诸岛和亚洲旅行考察，学习借鉴异国艺术。这明显可见于他的油画《坐着的女孩》（Sitzendes M?dchen，1910）彩图31。人物位于画面前部和中央，女孩身体的浓重黄色与深红、翠绿形成反差，这种对比色既散布于她的身体局部，比如头发、额头、脸颊、手臂和腿根的红色、背部的绿色，同时又是周围环境的基本色彩，使人物与其四周的颜色交相融合。简洁的线条与浓烈的色彩勾勒出女孩的身体轮廓，她突出的臀部、噘起的嘴唇和挑逗的眼神颇有几分像非洲艺术的造型，显得粗犷奔放。佩西施泰因毕业于德累斯顿艺术学院，艺术科班出身，其创作深受“桥社”创始成员的赞赏，他于1906年加入该团体。

在施密特-洛特鲁夫的油画《戴单片眼镜的自画像》（Das Selbstbildnis mit Einglas，1910）彩图32中，刺眼的绿色上衣占据了一半画面，与人物身后的鹅黄色形成反差；单片眼镜被涂成白色椭圆块状；头发、眉毛、左眼和胡子皆为黑色。画面的左右两侧是形状对称、镶着红边的深棕色布料，仿佛拉开的帷幕，赋予画面空间纵深感，凸显出人物形象。

从上面四幅画可以看出“桥社”的创作特点：一是喜欢采用鲜艳浓烈的色彩、强烈刺眼的色彩对比，摆脱现实色彩的羁绊，追求最富表现力的色彩，并以深色线条勾勒出轮廓；二是笔触迅急，推崇瞬间创作，创作过程仿佛不假思索似的，以便充分保证情感表达的爆发力和真实度，宣泄“一种原始的、存在的愤怒”（尼采语）。赫克尔说：“无意识和不由自主是艺术力量的源泉。”施密特-洛特鲁夫于1914年在杂志《艺术与艺术家》（Kunst und Künstler）上撰文写道：“我知道我没有纲领，只有无可言喻的渴望，渴望紧紧抓住我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并且渴望为之找到最为纯粹的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