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和维也纳分离派（Die Wiener Sezession）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卫艺术，与印象主义一起构成现代主义艺术的火车头。之前的艺术流派，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一般兴盛并持续近半个世纪；而在20世纪，艺术潮流更迭频仍，每种潮流往往率风气之先十年或二十年就过气了，相继出现与之争锋的新潮流，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艺术派别。艺术风格推崇抽象或具象、印象或情感、理性或怪诞，这些主张各异的流派彰显出现代艺术的开放性与试验性，正如艺术史学家施内德（Uwe M. Schneede）所言：

在20世纪，几乎没有哪种艺术主张不在艺术领域遭到驳斥。如此的驳斥针对一切：现有世界、思考与感知习惯以及当前流行的艺术潮流……20世纪最伟大艺术家帕布洛·毕加索一言以蔽之：“我也曾反对一切”。对一切加以驳斥，这可能是现代艺术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并且是其形式多样性的原因。[1]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如果说，之前的艺术风格，比如文艺复兴、巴洛克曾席卷涵盖整个社会领域，被公众广为接受，现代社会的艺术潮流则往往最初仅代表部分群体的观念，有时甚至只是一小撮人的激进主张，为同时代的世人所不容，印象派刚出现时尤其如此。现代艺术因此被视为前卫（Avangarde）艺术。“前卫”一词原本是军事用语，指为大部队开路的小队先锋，往往最先同敌方接触并开火。艺术领域的“前卫”流派探索并实践新技法、新风格、新题材，“具有三个特征：向公众既定和认可的审美标准挑战，向学院派的正统美学观念和艺术主题及形式挑战，向某种官方认可的审美和价值标准挑战……”[2]前卫艺术的离经叛道必然震惊和激怒在审美判断上相对保守落后的市民阶层，导致新旧艺术观念的尖锐冲突，并造就前卫艺术家的精英意识，他们自命为引领潮流的先锋，深信：尽管暂时得不到观念落伍的市民阶层的理解和认可，但是，艺术史迟早会肯定和赞赏他们的超前艺术理念与实践。

如此一来，自印象派起出现了关于艺术家的双重神话：一是被误解的天才，最著名的例子即荷兰画家凡·高，他于36岁时自杀，生前只卖出一幅画作，死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油画《向日葵》（1888）在1978年创下2475万英镑的拍卖最高纪录；二是艺术家崇拜和天才崇拜，这从20世纪末的一件雕塑作品及其广泛影响可见一斑，即德国艺术家克林格尔（Max Klinger）的作品《贝多芬》1。

1 克林格尔，雕塑作品《贝多芬》，1885—1902

这件作品耗时17年（1885—1902），耗资15万马克，综合了多种雕塑材料。底座是深绿色岩石，人物的**上身采用白色大理石，下身盖着毯子，毯子的材质是配有褐色条纹的彩色大理石。音乐家高踞于紫色云层之上，脚边是由灰色大理石制成的苍鹰，它的铜制利爪盘踞在岩石上，苍鹰的守卫与仰望赋予贝多芬众神之王宙斯般的尊贵地位和超凡形象，暗示艺术家是创造生命之神，这也符合尼采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 In drei Teilen.1886）里的超人（übermensch）形象。座椅扶手采用镀金的铜，上方装饰着天使的头颅，背面镶嵌着耶稣受难图和维纳斯女神，影射艺术家为人类受难，通过美和爱来救赎人类。贝多芬凝视前方，右手攥成拳头，表情充满蔑视和愤怒，这既指他的命运多舛，又表现出他的倔强抗争，一位可谓“悲多奋”的英雄人物。

这具雕塑高达3.1米，形式上比较堆砌累赘，人物塑造有些呆板，艺术手法比较陈旧，当时在德国各地展出时却大获成功，其中最隆重的庆祝是1902年在维也纳分离派会馆的展出。为了给这具雕塑提供相配的展览框架，分离派的21位成员在短短几天之内各自有所创作，以便自己的作品与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实现“整体艺术品”的展览方案。分离派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特意设计出造型简洁的展览空间，雕塑《贝多芬》位于这一宽敞空间的中央，灰白色墙壁烘托出雕塑的缤纷色彩；展览期间，一个吹奏乐队不断演奏着由马勒改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末章。这场展览反映出分离派所追求的多种艺术领域，也就是绘画、建筑、雕塑和音乐的交相融合，并且首次不依照艺术家或作品主题归类排序，而是将展品看作整个展览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展品共同构成一件整体艺术品。该展览遂成为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