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皮茨韦格的油画创作有时还很注重叙事，将一维画布展现的场景转化为一出扣人心弦的微型戏剧，我们可以具体看两幅以情书为主题的油画。作品《情书》（Der Liebesbrief，1845）图7-10中的故事发生在正午或午后的后院一角，两个女人坐在背阴的角落里；少女背对观者，身着带灯笼袖的深红色长裙，腰身紧束，裙子的白领、少女的脖颈和精致盘起的头发在色彩上形成微妙变化和巧妙过渡；她身后的茂盛花草（包括象征纯洁的大丽花、对面墙上已熟的葡萄）暗示着爱情的希望。坐在少女对面的老妇人可能是保姆或管家，正在打瞌睡，她那衰老丑陋的脸与少女的青春形成反差。少女左手握着书，右手举起食指放在嘴边，多半是因为瞥见墙外手持情书（信封中间的红色封印是情书的色彩标记）、扬着黑色礼帽致意的男子而示意他别出声，以免惊醒老妇人。

画面的主色调是绿色和黄色：黄色从老妇人的褐色长裙、桌面的浅褐色过渡到草帽的金黄色；蓝绿双色均呈对角线走向，蓝色从桌下的绣花框、妇人帽子上的飘带、小伙子的礼帽和衣袖延伸至他身后飘着白云的天空，绿色则从画面左侧的草和窗、葡萄藤跳跃至右侧的水壶和葡萄藤枝叶。桌上的针线盒—琥珀底色，间以蓝色条纹—描绘细致，由此可见画家对日常生活用品的关注。

图7-10 施皮茨韦格，油画《情书》，1845

这幅油画展现的是一对年轻人如何利用老妇人（作为少女美德和贞操的监督者、看守者）打盹之际书信传情、“暗送秋波”，保住情书的秘密，而在油画《被缴获的情书》（Der abgefangene Liebesbrief，1860）图7-11中，由于恋人彼此看不见，情书的秘密被监护者逮个正着。这幅画截取出楼房的最高两层，画家的视线可谓悬在半空，与右侧窗户上面的白色线条齐高。毕德迈尔时期的小城居住密度高，可以推测的是，画家位于这栋楼对面的窗前，捕捉到瞬间场景：一封盖有红印的信函（情书）从天而降，对窗而立的中年妇女看见“天上飞书”，吃惊得目瞪口呆，漫画式张大的嘴与《捕蝶者》中的人物表情颇有类似之处。看她的装束应该是管家、姑姑或母亲，面窗而立的她表情怪异，这与靠窗而坐、埋头针织的年轻女子的妩媚侧影形成对比。

图7-11 施皮茨韦格，油画《被缴获的情书》，1860

油画标题透露了情书的下落。窗台上的盆栽植物具有象征意义，右边是象征爱情的玫瑰，左边是连理枝般的绿色植物，中间则是作为阻隔与障碍的带刺仙人掌，这一植物在此象征着长辈（礼教）的严厉管束。右边屋檐上的一对鸽子讽刺性地影射处于“**期”的小伙子所怀有的成双成对之愿—情书一定是这一愿望的文字表达，鸟笼则暗示妙龄少女被禁锢而不得自由的生活状态，还有一个不大显眼的隐喻是右边窗户上端带凤凰图案的浮雕，据说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徽记，可以理解为对“凭窗送情书”这一冒险举动的嘲讽揶揄。所有这些暗喻并非为了营造悲剧气氛，而是有助于增添画面的趣味性，给这一微型闹剧添加耐人寻味的注脚。画面中的天空、阳光渲染出温煦明媚的氛围，油画展现出人生百态中的一个令人莞尔的小插曲。

施皮茨韦格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油画《永远的求婚者》（Der ewige Hochzeiter）图7-12里的场景发生在户外，房屋样式沿袭了中世纪和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富于细节装饰；阳光的照射使画面显得半明半暗，画面前方的亮光区里站着一对青年男女，他俩仿佛位于戏剧舞台上，一举一动均被街上楼上的诸位好奇的邻居看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右手拿着礼帽，左手恭敬地献上象征爱情的花束，他的穿着打扮—绿裤、黑鞋、黄外套、白手套、礼帽以及精致发型—是毕德迈尔时期的典型装束；女子的衣衫是红（马甲）蓝（长裙）白（衬衣和围裙）的三色组合—施皮茨韦格画中的女性形象往往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更多代表贤淑妩媚的窈窕淑女类型。

图7-12 施皮茨韦格，油画《永远的求婚者》

求婚这一幕赋予日常生活以节日般的氛围，凸显出小城安闲宁静的生活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幅油画所描绘的时期在画家创作之际已属过往，毕德迈尔时期已结束了十多年，时代早已被1848年的革命风暴洗礼，画家却仍在创作中继续重现这段业已消失的生活状态，满怀追忆怀想。

我们接着简短地看一下两位维也纳画家的作品。莫利茨·封·斯维德的油画《在隐居者处的流浪艺人》（Ein Spielmann bei einem Einsiedler，1846）反映了森林隐居处的宁静淳朴生活，流浪艺人不久又将继续漂泊。在油画《黎明时的告别》（Abschied im Morgengrauen，1859）图7-13中，天刚蒙蒙亮，一轮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天空，小院里陈设简单；男子正推门离去，从他的装束和手中的拐杖可以看出是要远行；临别之际，他目光眷念地再回首，望向楼上放花盆的窗户，一定是在与目送他离去的妻子作无言的告别；画面的黄色基调渲染出感伤的氛围。

图7-13 斯维德，油画《黎明时的告别》，1859

画家瓦尔德米勒（Ferdinand Waldmüller）的油画《放学后》（Das Ende der Schulstunde，1841）中的场景和人物布局显得有些过于戏剧性和规整，明亮的光线照在所有人物身上，显得不自然；孩子们的形象有些被美化，女孩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俊美形象。画家刻意展现乡村孩童的活泼可爱、乡村生活的单纯快乐。他的油画《寺院里的救济汤》（Die Klostersuppe，1859）表现的也是一出理想化的场景，穷人们得到寺院的救济汤，其乐融融，他们的悲苦境遇被粉饰，社会的不公正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