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德迈尔（Biedermeier）这一文化时期的起始和终止年份以19世纪上半叶的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为标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举行，这个长达一年的马拉松会议确定了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政治新格局。自此以后，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波旁王朝复辟；1806年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德意志联盟”取代；欧洲随即陷入政治压制的保守局面，这从海涅的抒情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rchen，1844）中可见一斑。他在诗中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德国，抨击当时的审查制度、关税壁垒和政治分裂等弊端。政治上的一潭死水一直持续到1848年。这一年，巴黎市民阶层发起二月革命，最终导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并引发了德国的三月革命，第一届立宪会议在法兰克福保尔教堂召开，制定了德国首部民主宪法。因此，毕德迈尔时期也被称作“三月革命前期”（Vorm?rz），是政治上的平静期和压制期，欧洲在两次革命风暴之间的平静期，可谓持续33年的和平时代。

德国市民阶层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拿破仑席卷欧洲的奴役统治及其发动的军事侵略之后，庆幸和平与政治秩序终于到来，革命**减退，对政治理想深感失望和幻灭，讳言时事，“犹厌言兵”，对君权的恢复或旧王朝的复辟、政府的压制政策以及出版审查制度都采取犬儒态度。政治平宁期促使市民阶层远离政治舞台，转而关注和享受平宁的日常生活、安谧的私人领域（家庭），由此形成的毕德迈尔风格是由政治态度衍生出的世界观、空间方案与艺术表现形式。它在时间上介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其初期与晚期分别与这两种流派稍有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对毕德迈尔文化的评判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最初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革命爆发期，毕德迈尔遭到蔑视和排斥；继而是在19世纪末，毕德迈尔的生活方式重新获得肯定和赞许；最后是于2007年举办大型毕德迈尔艺术展，该展览介绍这一时期的绘画和家具设计，称之为“简洁的发明”，认为毕德迈尔的室内设计是现代艺术的先声，孕育了20世纪初期的包豪斯设计潮流。

Biedermeier一词的出现晚于该现象本身，在1850年左右初次使用时是贬义的，源于慕尼黑两位文人（L.Eichrodt和A.Ku?maul）于1855—1857年在杂志《飞行快报》（Flugbl?tter）上发表的连载小说，小说主人公名叫Gottlieb Biedermeier，他是施瓦本地区的乡村教员：“他的小小房间，他的狭窄花园，他那不起眼的方寸之地以及乡村小学教师的窘迫生存足以使他感到尘世间的怡然自得。”由此可以看出，毕德迈尔时期的空间方案截然不同于浪漫主义：私人生活空间（带花园的私宅）构成毕德迈尔文化的核心领域，家庭的舒适安逸成为其艺术表现的重要主题。例如在奥地利画家达恩豪瑟尔（Josef Darnhauser）的油画《午休》（Siesta，1831）图7-1中，老夫妻的装束是典型的毕德迈尔风格。老头身穿睡袍，头戴睡帽，脚穿靴子般的长筒拖鞋，左手握着长烟管，右手手腕上拴着烟袋；妇人头戴有钩织花边的白布帽，读着一本厚书，从窗外教堂的塔楼这一背景可以推想她正在读的是《圣经》。这幅画渲染出两人家居生活场景的闲适与安详，这种简朴知足、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之所以遭到斥责，正是因为其规矩、顺从、安于现状的小市民气。

图7-1 达恩豪瑟尔，油画《午休》，1831

小市民生活的中规中矩可以从德国画家卡尔·施皮茨韦格（Karl Spitzweg）的油画《星期天的散步》（Der Sonntagsspaziergang，1841）图7-2中看出。星期日的郊游散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休闲方式；画面上，春光明媚，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蛇形般排成队列，依次穿过田野。走在最前面的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他骄傲地挺着壮观的啤酒肚，外套整齐地叠好搭在胳膊上，这让人联想到普佛（Karl Ludwig Pfau）写于1847年的讽刺诗：“瞧，毕德迈尔先生在那儿散步，和他的妻子，挽着他的儿子。他的脚步沉稳得如履薄冰，他的座右铭是：既不冷也不热。”紧跟其后的是两个女儿，最后是母亲；几位女士都戴着时尚的宽檐帽，帽子不仅挡住她们的视线，而且挡住看她们的视线，以至于观者完全看不见走在前面的女士的脸，尽管如此，这种帽子尚不足以遮阳，还得再打把伞。与这种对自然光照小心翼翼的防备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画面右侧披头散发的捕蝶男孩；如此这般放任随性地与自然相融，这是市民家庭绝不会有的举动。

图7-2 施皮茨韦格，油画《星期天的散步》，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