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改革难行，告老归乡。

毛鸿翙是蔚泰厚票号的总经理，此人主持票号资历颇深，在票号界影响很大。渠本翘为了帮李宏龄改组票号，也对毛鸿翙进行了说服工作，但事与愿违。毛鸿翙不为所动，在看到各地票号力劝改组银行的信函后，竟然怀疑李宏龄有不良个人企图，乃愤然曰：“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宏龄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票号改革失败后，李宏龄于民国2年（1913年）由京下班回晋，归里闲居。这期间，将他任分号经理期间向总号报告的部分信件和合组银行的信函，经过整理，冠以序言，于1917年自费由太原监狱石印《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传世。1918年6月28日，李宏龄病逝，终年71岁。

5．李彦宏：来自山西的亿万富翁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搜索无处不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搜索引擎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一切信息。使用专业搜索引擎查找资料已然成为一种时尚。

百度（www．baidu．com），著名的搜索引擎，为80％的中国网民提供专业的搜索服务。而百度CEO李彦宏，这个在中国短短几年崛起的搜索引擎的领跑者，这名当代晋商的代表人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呢？

为了梦想的实现

大千世界，能人志士何其多也，比李彦宏更具才华、更有天分的人也多如牛毛，但能像李彦宏那样为了心中的梦想而放弃华尔街高薪的人又有几个呢？

1987年，在山西小城阳泉19岁的李彦宏填报高考志愿：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他的第一志愿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四年北大生活使他学会独立思考。毕业后，已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导师这样的一句话震醒了他：“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是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更别提搜索引擎了，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在松下研究所实习期间，商业的无穷魅力使李彦宏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进入华尔街，开始做金融信息检索技术。在华尔街，李彦宏看到：“一个有知识的人如何利用知识发财致富，在泡时间读硕士博士当教授之外，另有一条明亮的成功途径”。

接下来，意识到华尔街最有前途的是金融家而不是计算机天才，而自己的热爱和长处只在计算机时，他来到硅谷当时最成功的搜索技术公司Infoseek。在Infoseek，李彦宏见识了一个每天支持上千万流量的大型工业界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的，并写成了第二代搜索引擎程序。

此外他还非常善于倾听，详细地了解Infoseek成立两年就红火上市的后面的艰辛，成功之前必须历练的谨慎和勤俭——这，先是被李彦宏写成畅销书《硅谷商战》，然后这个意识又让“百度”初期的他“心满意足地”，不租嘉里中心，不坐商务舱，也不住五星酒店。

如果我们从“百度”创业向前，追溯李彦宏本人的成长往事，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渐进：实用的理想主义或者理想的实用主义，缜密的自我设计里有对环境的敏感和参照，亦步亦趋里不忘自信自我；而为了放飞自己的理想，才是驱使李彦宏走向创业之路的原动力。

坚韧不拔才得以飞跃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如果没有李彦宏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意志坚定，决不放弃，就不会有今天的百度。

在成立公司前，李彦宏对搜索市场进行了细心的考察，他利用每年回国的机会，在各地转悠，看高科技公司在做什么，大学里在研究什么，老百姓的电脑在干什么。直到1999年国庆，大家的名片上开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着“．com”的T恤了，李彦宏断定：互联网在中国成熟了，大环境可以了；而李彦宏个人呢，存折上的钱也差不多了——就算是两三年一分钱挣不到，也可以保证全家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辞职创业的时机到了。

接着是回美国找钱。本来不爱开车的李彦宏整天开车在旧金山沙山路（sandhill风险投资集中地）走门串户。拿到钱的那一刻，却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了：有生以来拿到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120万美金！激动不已的更像是投资人，动听的故事——“中国市场＋李彦宏雄厚的技术背景＋李彦宏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创业的决心”，让本来只要求100万美元的李彦宏多得了20万。

立即买机票，圣诞节之日降落在北京。

然后的开张，也没有红绸子没有红气球，甚至牌子什么时候挂的都模糊不清了——2000年1月1日清晨，李彦宏把1个财会5个技术员叫到自己和合作伙伴徐勇合住的北大资源宾馆房间，说：我们这就开始了，办公室两条纪律，一是不准吸烟，二是不准带宠物。

再然后就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的第一个春天，李彦宏开始找第二笔钱。有压力，但不怕断炊——当初按6个月拿到的钱，李彦宏留着心眼儿，按12个月来花的。说服投资人比年前要难，但也没多难——老实地讲现状，更老实地预期前景——9月1000万美元顺利到位。

钱不用愁了，客户与日俱增——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在使用“百度”搜索的服务。但李彦宏开始了“不相干”的忧虑：市场份额已占到80％，还不能挣钱，商业模式肯定不对头。参照一直关注的美国同业overture的经验，李彦宏提出转移经营方向——做自己的网站。

再接下来是2001年8月，李彦宏“固执己见说服董事会”。董事会电话会议，因为李彦宏一改平素的温和、民主、安静，忽然变得激烈、决绝、大嗓门——深圳总经理办公室外，“百度”的员工们只听见，一个人，一直一直，在说——董事们终于有保留地投降了：李彦宏，并不是你的道理让我们信服了，而是你的态度——既然你这么坚决这么有信心，我们只能让你去试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李彦宏的梦想将永远都是梦想，而百度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心态平和铸辉煌

心态决定命运，如果不是那种平和的心态驱使，李彦宏很可能像其他匆忙投入创业大海中的人一样，在海中呛了几口水后又颓然游回岸边。而李彦宏清醒地认识到创业途中的惊涛骇浪，坦然以对，从而游向了成功的彼岸。

在回忆百度创业初期如何取得投资的技巧时，李彦宏认为关键就是，摆正位置、有自知之明。譬如，IDG投资“百度”，投资人最后下决心不是因为李彦宏让他们认识到“搜索在中国巨大的前途”，而是，他们发现这个30来岁的年轻人，一直在滔滔不绝的不是自己如何厉害，而是如何去找“比自己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怎么怎么组建最好的团队。

李彦宏这种平和的创业心态不仅赢得了投资者的看好，而且也延续到其对企业的管理上，李彦宏认为：“管理者不过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氛围，让有才能的人愉快充分地发挥潜力创造。”这种低姿态，具体到公司日常管理，有细小温暖的体贴。比如，2000年公司开业，“百度”的办公室就开始提供免费早餐，虽然不过是白粥煮鸡蛋，但让早上爬起来就上班的年轻人不至于一个上午饿肚子；前年年初搬入理想国际大厦，不准做饭了，“百度”在大厅里摆上了咖啡机，开始提供免费咖啡。

对他人，是平和与体谅；对自己，对心中梦想，李彦宏的态度也没有多么的高调，他始终坚持的就只是两个词：专注、坚持——“认准了，就去做，不跟风、不动摇。”

认准了搜索引擎，认准了竞价排名，认准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认准了前途利益所在。接下来的执行，哪有徘徊迷茫的工夫，“我是个心理素质不错的人，自我调整能力很强，能比较快地走出低潮。”

根据最近的美国调查机构Alexa统计，“百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独立搜索引擎商，在中文搜索引擎中位居第一。而2004年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上，李彦宏以10亿元位居第156名。这个出生于山西阳泉的中国搜索引擎的领跑者，为了理想，仍在不懈地奋斗着！而作为当代晋商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功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晋商的一种复苏。

6．渠本翘：爱国民族资本家

渠本翘，原名本桥，字楚南。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逝于1919年。渠本翘之父渠源浈，字小舟，人称“万财主”。渠源浈有三个儿子，渠本翘是长子，自幼随母在祁县乔家堡外祖父家居住。乔家设有私塾，本翘在此受到良师指教，学业优异，见识非凡，享有“神童”之名。光绪十一年（1885年），渠本翘考中头名秀才，次年在太原岁试，又获头榜，为山西学政吕瑞田赏识，谒见时，学政将其原名本桥改为本翘，字以楚南，一时传为佳话。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又中了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年），再中进土，以内阁中书用。当时慈禧太后专权，政治腐败，渠本翘耻于钻营官场，故八年未任官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逃往西安，本翘为救亡御侮，抱病疾驰而往，深受朝野敬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以外部司员，派任日本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年），又授其“典礼院直学士”，从此，有了渠学士之称。民国8年（1919年），渠本翘逝世，享年58岁。渠本翘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特别值得称道的有四件事。

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

渠本翘曾与晋商中的一些有志之士计议，筹集资金，将祁县城内原有的“昭余书院”充实基金，改为祁县中学，并附设蒙养学堂。渠本翘为此屡捐巨款，并负责将所集款项存于有实力的商号，以养生息，供学校逐年开支。为了培养人才，他于祁县中学开办之初，亲自制订规章制度，从大学以月薪百元的重资聘请一位数理教师，并让其兼任监督（校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祁县中学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共收50名，编了一个班。宣统二年（1910年），祁县中学学生到太原提学使署毕业复试，除体育、国画两科因无专职教师授课，成绩较差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了好成绩。渠本翘得知这一情况后，又让其学校监督，各科都请优秀教师，这样来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他还在祁县中学设立了奖学金制度，奖励优秀学生。渠本翘为了培养新式人才，还积极参与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渠本翘从日本横滨回国后，调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即校长）。在《渠本翘墓志铭》中记载：“时大学堂尚与外人合办、当之者每苦棘手，君处之年余，中外无间言”。《山西大学史稿》中也记载了渠本翘和胡均等“也都为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祁县籍人士孟步云，在太原创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渠本翘也曾积极捐资赞助。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渠本翘对兴办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为山西培养人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二、投资实业，创办火柴公司。

渠本翘办的第二件好事是创办双福火柴公司。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派了一名侯补道为总办，拨款2万银元，在太原城内三桥街办起了太原火柴局，开始生产“双羊牌”火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胡聘之卸任后，火柴局改为商务局管理，改名为晋升火柴公司，可是经营状况不佳，赔累严重，无法进行生产。商务局以5000两银子的售价，将晋升火柴公司卖给了渠本翘。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雨亭合伙创办了双福火柴公司，乔雨亭出资5000两白银，渠本翘又出资3000两白银，开始生产火柴。公司由乔雨亭主持，当时，由于没有动力设备，也没有排杄机，全厂百余名工人靠人力排杄，日产火柴四五箱，辛亥革命后，增设排杆机，日产量增加到100箱至200箱，生产有盈余，年年有分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暇东顾，外国火柴不能进口，国内火柴供不应求，渠本翘和乔雨亭创办的双福火柴公司的火柴遍销秦晋两省及北方地区。于是，双福火柴公司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黄金时代的到来，而进入了经营上的兴盛时期。后来，双福火柴公司的财产增加到40万元，为最初投资的10倍以上。渠本翘和乔雨亭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双福火柴公司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先驱。此后，山西有了工人阶级和民族工业资本家。双福火柴公司经营的成功，也引起了山西社会各界人士对投资近代工业的兴趣，山西近代工业也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解放后，双福火柴公司和汾阳火柴厂合并迁移到平遥，易名为山西平遥火柴厂。

三、搞集资，兴交通，修筑同蒲铁路。

渠本翘办的第三件好事是为同蒲铁路集资。当时，山西各界人士认为，山西地居右辅，北控边荒，煤铁之绕，久为外人窥伺，若不及时造路，恐受人要挟。因此，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前，就已有自筹款项，自行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但由于用人不当，筹款维艰。后各界人士公推渠本翘出面，向各票号宣传。在问蒲铁路总公司换人后，各票号慷慨解囊，认购同蒲铁路股票60万两门银。准备先将太原到平遥段先行开筑，以主商办铁路之基础。这样，使修筑同蒲铁路这个行将搁浅的计划，又开始有了希望。渠本翘虽然没有完成修筑同蒲铁路的任务，但是，在修筑同蒲铁路中起过重要作用。

四、争矿权，兴开采，创办保晋公司。

渠本翘做的第四件好事是争矿斗争与创办保晋公司。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英国商福公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对山西矿产开采权的掠夺，就是明显的一例。

争矿斗争是清政府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两个条约开始的。条约规定，英国商福公司开采盂县、平定州、泽州、潞安矿产60年。尽管清政府做贼心虚，严守秘密，没有公诸于众，还是被人发现，各地纷纷反对。但清政府不予重视，反而大胆出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运动，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作为祁县票号财东的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成了主要领袖人物之一。这也说明，已经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渠本翘，对创办近代工矿业的积极性很高。渠本翘参与争矿斗争的原因，既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保守闭关思想，也不同于阳泉附近封闭土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直接抗争的劳动群众。前者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任何前进迹象，后者则是由于危及生计。而以渠本翘为首的代表，一开始就提出建立山西新的近代工业的采矿业，维护民族权利，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抗衡。这次争矿运动的组织者，就是由票号财东已经转化为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渠本翘，以及冯济川、刘懋赏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开明士绅，也参加了争矿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当正太铁路修到阳泉平潭村时，英国福公司的勘测队立马到山西阳泉勘测矿产，并且让山西巡抚下令，禁止山西民矿开采，他们要垄断山西矿业。消息传出，民情激愤。据当时的一位老工人回忆说：三矿卖给洋人，名叫福公司，老百姓不让洋人占，赛鱼、前庄、蒙村三村老百姓，在某一士绅的指挥下，打锣聚众到了三矿所在地，某士绅说哪里能开，就在哪里开，于是开了许多小煤窑。在阳泉地区争矿运动掀起的同时，山西大学和太原的中等学堂也纷纷罢课，市民罢市，举行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当时，正在太原海子边与山西商务局谈判的代表，竟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发起抖来，不久就逃回去了。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英国人敦崇礼，也因为没能够阻止学生集会抗议，而被气死。由于当时在太原出版的《晋刚公报》刊登了争矿运动的消息，运动迅速传到全省各地，以及全国各地，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远在国外的留日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山西籍的留日学生在日本神田江户亭召开大会，并打电报、发宣言，同时派代表梁善济、景梅九、王用宾等回国争矿，阳高籍留日学生李培仁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之不振，遂蹈海以殉，遗体被代表们送回，太原、阳泉各界召开追悼会，在宣读李培仁绝命书时，闻者无不泪下，会议决定向北京外务部交涉收回矿权，由本省筹款自办。在这次争矿运动中，渠本翘起了很大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20日，在北京签订了《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决定英国商福公司方面由山西省商务局备银275万两，将潞、泽、平定、盂县、平阳府各地矿产赎回，并将原定的各种章程、合同全部作废。但当时库无余银。于是渠本翘挺身而出，组织银两，向各票号筹集白银，才把矿权赎回来。所以，渠本翘在这次争斗中，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表现了他积极的爱国热情。

争矿运动胜利后，如何去经营又是一个难题。当时，山西省政府提出了创建保晋公司的意见。在创办保晋公司过程，渠本翘又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他曾多次讲述过保晋公司成立的问题。保晋公司成立后，渠本翘受全省各界拥戴，出任了山西省保晋矿务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当时还任命王用霖为协理。总公司设在太原海子边，阳泉为本号。其资本除本省公款外，拟集资300万两白银，每股5两，共计60万股。由于库款无着，只好请票号暂时代垫。票号除积极代垫赎矿款外，还积极认购股票。当时一位口本人说：民间有志之士普遍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

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独排众议，力解万难，动员各商界力量，组成保晋公司，建立起了山西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堪称山西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以渠本翘为首创立起来的保晋公司，主权机关是股东大会，领导机关是董事会，每年会议一次，董事会分主任和监事两种职务。由13人到20人组成，三年一届由选举产生。董事会除每月15日召开会议一次外，平时很少到矿上来。执行机关是公司里的正副经理。经理下面设四课：会计、工程、总务和营业。课下而是各矿。钎矿由坑主任负总责。下设测绘、电机、杂务、米面和领事。下层还有管理工人的组织。

总的来说，渠本翘是晋商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重视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后进之士，是把商业资本积极投向民族工业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修筑铁路、争矿斗争和创办保晋公司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给渠本翘一个评价：他是山西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7．申树楷：海外票号创始人

申树楷，字培植，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

申树楷小时候家境贫寒，故15岁就进入祁县合盛元票号谋生；由于他聪明好学又勤奋能干，18岁便已担任分号经理；31岁时自荐开创海外票号；44岁单干，开设杂货铺；1950年去世，享年74岁。

申树楷是晋商在海外设立票号的创始人，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国际汇兑的先河。然而，他虽然才能出众，有胆有识，但由于时局动**不安，海外票号在挣扎了一翻后最终倒闭，而他只好在44岁时就被迫回归故里聊以终生。

一、出生贫困，少年入号。

申树楷出生于山西祁县申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务农，成为一名少年农民。但是，不论农活多苦多累，生性聪颖而又渴求知识的申树楷，在农忙之余，仍然酷爱读书。家里的老人，看到他手不释卷，也总想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申树楷到了太谷县商业学校学习。在校的三年中，申树楷半工半读，即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知识大有长进。光绪十六年（1891年）经人保荐，年仪15岁的少年中树楷进入祁县著名的合盛元票号当了学徒。合盛元票号，创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最初只有10股，每股6000两白银，共有资本6万两，后增加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财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家。历任总经理有祁县李窑村人渠寿昌、祁县人贺洪如。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成都、开封、上海、汉口、安庆以及后来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和朝鲜的仁川等地设有分号。合盛元票号起步早，资本雄厚，红利高，申树楷小小的年纪，能到合盛元票号当学徒，生活大有改善，优于常人。看到股东和经理的生活水平更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家致富，不能让祖父卖房度日的悲剧重演。申树楷视票号如家，一切言行以号规办事，从来山不敢有丝毫差错。在兢兢业业干好工作的同时，他刻苦钻研业务，三四年后，他就对票号全套业务和往来过局等奥秘了如指掌，而且能精细干练地处理票号所下任务，深得财东和经理的器重，当时的申树楷年纪虽然很小，但有胆有识，常常能为财东和经理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因而财东和经理开会时，经常吸收申树楷参加，而他凡参加会议议事，都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二、年轻有为，担当大任。

申树楷进入合盛元票号三年，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农历甲午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方不败而败，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北侵营门、南霸澎湖，合盛元票号设在营口的分号与其他中国的金融业、商业都大受其害，不少企业纷纷倒闭，为此，合盛元票号财东专门开会商讨应急措施，提出派人前往“阅边”的想法。所谓“阅边”，就是到边远地方查看业务。这时，申树楷在财东的询问下，谈了他的看法：“营口被占，外国银行大有挤进之势，我票号面临极大挑战，如不对分庄进行整顿，人胆开拓，将有倒闭之危险。但祁县据营口千里之遥，遇事互通情况必然耽误时日，况且以阅边身份到营口，遇事只能侧面了解，从旁建设，不便当机立断。如果东家知人善任，应给赴营口者以名正言顺之职权。”财东和经理都认为申对楷所言极为正确，同时也感到申树楷确实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难得人才。经过研究，当场任命18岁的申树楷为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并让他立即走马上任，接替原分号经理的工作，还准许他到分号之后，一切事情均可自己决定。年仅18岁的申树楷，能胜任营口分号的经理吗？不少人为他担心，特别是申树楷的家长，更是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申树楷很自信。到了营口后，他先用心了解号内号外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号外的情况是：甲午海战正起，营口地区人心不安，存款者纷纷提现，借款又无法收回，再借者也不敢借予；接着，日寇侵占营口，又引起社会混乱，各票号的大宗业务基本没有了。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各票号对接踵而来的日商，不仅不敢交往，而且怀有极大的敌对心理，日商对中国商民更怀有戒心。营口票号号内的情况是：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原本实力雄厚，支垫能力颇强，借贷期限都可适度放宽。但由于前任经理在急剧动**不安的形势面前，畏首畏尾，谨慎有余而胆气不足，故使分号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申树楷在调查了解到上述情况的同时，又对号内其他人员进行了详细考察。办完交接手续后，申树楷便对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起用了熟悉营业情况的原管账先生为协理，协助整顿号务；其次，他力排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的敌对情绪，鼓励伙友放大胆：广与日商开展金融业务，为消减中日商人疑虑，他还专门雇用了几个日本人为其跑街上市，招揽日商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的生意日渐好转，很快复苏回生，并且逐步扩大，重新兴盛起来，营口票号成为合盛元票号十四个分号中效益最好的分号之一。从此，申树楷在财东和总经理的心目中，信任度逐渐增加，这也为申树楷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三、毛遂自荐，赴日本创海外票号。

申树楷任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吉林边陲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了代办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这时，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国大肆开办什么丽如、汇丰、麦加利、汇理、道胜、德华、正金等名目繁多的银行。这些银行盘踞了中国的京、津、沪三大要地，以及汉口、广州、重庆、哈尔滨、昆明、营口、青岛、济南、大连、旅顺、长春、铁岭等各大城市，而且有增无减，于是产生了到日本设立票号分号的想法。其后和财东、总号经理研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海外设立分号。他们觉得自己办的票号，和银行一样。洋人可以在中国设立银行，其利在彼，不仅各国的财政借其得到扩张，而且我国的权利也被其侵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到他国设立票号？当时，我国在国外从事商业的人日趋增多，去外国的留学生也不少。特别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者更多，出使日本的人员也较多，日本商界对华贸易频繁。这些都得通过外国的银行汇兑，因此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阻，所以有必要到日本开设票号，与日本展开金融争夺。可是，让谁去日本承担开创票号的征途呢？申树楷看出了财东和经理的难处，自荐愿去日本。他说：“洋人在我国遍设银行，挤我票号，夺我权利！我们的票号为何不能到外国设庄呢？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商务交往义多，若东家和大掌柜信任我，我愿闯闯日本，把咱合盛元分庄开起来！”财东和总号经理在仔细研究后，同意让申树楷去日本设立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申树楷率若干伙友，携带一笔巨款，去日本创办票号。到达日本后，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的困难非常大，但他毫不退缩，不厌其烦地向日方呈办各种手续，四处奔波，寻找关系，打通关节，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30日把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创办起来，当时，在日本叫“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中树楷便着手在东京等地设立出张所。不料，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必须报清该国政府最高机构核准方可。面对阻力，申树楷毫不动摇，终日奔波于日本官方各署，四处呈文申请。同时，不得不再次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本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中周旋，花费了很多资金。经过半年的时间，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签准下，日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本领事再向日本的大藏大臣坂谷芳藏再次转达并递交证明书后，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重重阻力，申树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这些支店和出张所，皆由申树楷经理统管。支店和所有的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的经费及官生留学费用外，也为日本商界搞汇兑。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分号汇兑银两，多往上海和天津等地。日本出口的主要是火柴、海味、杂货等，中国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豆油、豆饼、大豆等。由于中日贸易不断增多，汇兑额也不断扩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及次年，汇兑额达到2000多万两白银。从此，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在日本站稳了脚跟。由于申树楷办票号有方略，日本、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的分号比原先扩大了三倍，合盛元票号这个账期红利创下了每股1．4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创造了合盛元票号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昔日，合盛元票号在山西同行间就负有“人材称盛”的盛名，申树楷在日本设立分号后，同行又称其为“识时者”。合盛元票号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这些成绩，是和申树楷等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创设海外票号分不开的。

四、票号关门，回归故里。

申树楷在日本创立票号后，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大。然而，正当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渐成规模，以待进一步察看形势，准备将日本办票号的经验推向西洋南洋各埠，继续扩大业务，以挽回中国利权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清朝政府垮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在天下大乱之际，有的票号被抢，有的票号被烧，有的票号经理携银潜逃，再加上纸币不断毛折及各种保守思想的阻挠，终于将票号推向了衰亡的深渊。在劫难逃的合盛元票号自然也无法逃脱厄运，先是贷者不还，债者相逼，继而运调失灵，经理、伙友潜逃，甚至分号经理被官方拘捕。此时，虽有申树楷挣扎其间，也无济于事。最后，合盛元票号只好撤尽国内外分号，宣告歇业。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山茶庄改组为合盛元票号，到民国3年（1914年）歇业，历经77年。

合盛元票号歇业后，申树楷还为郭财东处理若干散伙的事务。经过几年善后工作，于民国9年（1920年）为合盛元票号苦苦收拾完残局后，申树楷回到他的故乡祁县申村，时年仅44岁。回家后怎么办？种地不会，干其他行业不熟悉，于是，申树楷在申村开了一个叫“永祥泰”的杂货铺，以此为生。但开杂货铺也不好办，先是军阀混战，后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后来又是阎锡山的残酷统治，“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在这样的战乱年月，经商也是困难重重。好容易到了全国解放，但申树楷年事已高，于1950年在家病故，享年74岁。

申树楷创立的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虽然随着国人票号倒闭而倒闭了，但申树楷那种不畏强手，敢于闯入日本腹地创设票号，争夺利益的魄力和精神是伟大的，是长我志气的爱国之举，是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然而，山西票号就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出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能把握住自身改革的历史时机，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申树楷这位敢闯东瀛，在海外创立票号的历史功臣的功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8．乔贵发：乔家发迹始祖

乔贵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少年时父母双亡，由外祖父养大。18岁时，只身奔赴口外，先拉骆驼，后来自己做买卖，卖豆腐、卖豆芽、开草料店，后又开广盛公店，发财后回家乡娶妻生子。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69岁时告老还乡。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72岁时去世。

一、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乔贵发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一个只有几亩旱地的农民家庭，7岁丧父，10岁时母亲去世，从此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乔贵发，不得不寄食于祁县东观镇外祖母家。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快也相继去世。舅母不喜欢他，不情愿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因此，对乔贵发十分歧视。舅母的一举一动，小贵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但是由于年龄还小，不能独立生活，只好忍受舅母的羞辱一天天地长大。

乔贵发年纪尚小，但整天不是推磨做豆腐便是做其他杂活，因此不能上学读书，更难得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然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将其击倒，反而磨炼出了乔贵发坚强的性格，同时他也学会了做豆腐的简单技术。稍大后，能独立生活了，他便离开了舅父家，回到了祖居乔家堡。从此，自立门户，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回到乔家堡后，种养只够维持自己生计的几亩旱地。地里的活儿不多，他就给人家打短工，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面还能混口饭吃。这样的生活也挺自在。可是，由于年龄一天天长大了，同龄人一个个娶妻成家了，却没有人给他操持婚姻大事，乔贵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了。祁县农村，每逢红白喜事，行互相帮忙的习惯，乔贵发回到乔家堡村不久，便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在帮工时，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也很快乐，但看到别人成家结婚，自己老是光棍一条，心里总不是滋味。乾隆元年（1736年），有一天，比乔贵发小两岁的侄儿结婚，他头一天干了一天活，帮忙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又想了好多不愉快的事，睡得迟了，第二天醒来赶到喜宴上时，迟到了，恰巧被席宴上的总管看见，遭到了总管冷言冷语的讽刺。乔贵发本来是新郎的叔伯辈，又上着一份礼，吃中午饭时，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体面的席位，但总管却并没有这样做，乔贵发心中很不高兴，晚上回到家里，思前想后，心中闷闷不乐，觉得在村里处处被人小看，实在没有自己的活路了。血气方刚的乔贵发，受不了这口气，一怒之下离村出走，只身到了口外。

二、背井离乡，独闯口外。

也许是不满现状，早有外出谋生的打算；也许纯粹是因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一怒之下的冲动之举。宴席受辱后不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乔贵发背上行李，离开了乔家堡，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陪伴。他只身悄悄地去了祁县的贾令镇。这里地居官道要冲，是南来北往的商队必经之地。因为这些商队中，常有祁县人来往，乔贵发一听到祁县口音，便给人家帮忙，混熟了后，他便随这些商队去了口外。到了口外后，脑子聪明伶俐、身体又结实的乔贵发很受人欢迎，听他又是祁县口音，是山西老乡。在山西商人集中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事情做。这时的乔贵发，不怕苦也不怕累，选择了吃大苦而挣钱多的拉骆驼的活计。他一年四季走在路上，吃在路上，睡在路上，风餐露宿，风雨无阻，不停地运送商品。北起归化城，南到汉口等地，由北向南途经内蒙古、山西的右玉杀虎口、宁武关、太原、祁县子洪口、武乡、沁州、潞安府、河南开封等地到达汉口，这是乔贵发常走的路线。乔贵发在这条商路上走了几年，愈往北走，条件愈差，愈往南走，条件愈好，虽然他这几年遇到了种种痛苦的遭遇，但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悟出了一些经商做买卖的道理。后来，乔贵发又到了萨拉齐厅老官营，用多年积攒下的钱开了一个豆腐铺，同时还做生豆芽生意。这是他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学的手艺。由于这里没有做豆腐、生豆芽的，独家买卖上市，故此吸引了不少顾客。特别是山西人，在蒙古能吃到豆腐、豆芽，很不容易。因此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乔贵发急需找个帮手。这时，他想起了种菜卖菜的老秦。老秦是徐沟县大常村人，和乔贵发也算半个老乡。他找到老秦，把合伙做买卖的事情一谈，老秦满口答应。于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合作做起了磨豆腐、生豆芽出卖的小生意。从此，二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意也很快兴盛起来。可是由于别的人群起跟风，做豆腐这种买卖，在萨拉齐很快就发展了好多家，打破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局面。乔秦二人合计，准备放弃做豆腐的营生，另谋别的生意。

三、经营草料店和杂货庄。

乔贵发和老秦决定放弃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后，离开萨拉齐，去包头一带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西部），这里是山西商人做买卖到蒙古西部草原再到宁夏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还不繁华，但前景可观。乾隆六年（1741年），乔秦二人在这里置地盖房，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兼做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当时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正式字号。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日渐有了起色，买卖颇为兴隆，为以后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他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曾有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乔家堡老家种地，只留下老秦一人在包头看守摊子，维持惨淡经营的门面。乾隆二十年（1755年），包头一带粮食大丰收，粮价一降再降，特别是黄豆，价格更便宜。老秦为了给以后做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购存了大批黄豆。不想，到了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黄豆竟成了缺货，价格不断上涨。这时，老秦看到有利可图，就把购存的黄豆，售出了一批。这样就赚了一笔钱。老秦认为买卖已有了转机，便亲自回到祁县把乔贵发接到了包头。乔贵发再到包头后，二人一商议，为他们的店铺起名为“广盛公”店，也就是一个杂货庄。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较为红火，但他们发现，商业中心逐渐向东河区转移。随后，乔秦二人又将广盛公店迁移到了东前街（今包头解放路），经营范围也有了扩大，加上经营有方，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几年后，在东门大街路北购买了几亩地。修建了一座屋宇广阔的大房院。从此，结束了广盛公店，新开了广盛公号，成了包头一家颇为像样的商业字号了。这时，乔秦二人也结束了他们既是东家，又是掌柜，事事都亲自干的小店铺的局面。聘请了经理（掌柜），主持全面业务，扩大了经营范围，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不分行业，能赚钱的应有尽有，但主要还是油、酒、米、面“六陈行”，也做些粮盘、钱盘等投机买卖，有时还贩运马匹到河南等地出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原籍祁县乔家堡准备娶个老婆，这时有一个姓程的寡妇，还带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名曰全德，这个寡妇愿意嫁给他。本来，乔贵发这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包头娶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觉得自己年龄已经大了，长年在外，家里又无亲属，屋里需要一个内当家的。为了顾及他能在外安心经商，家中又能有人主持家务，乔贵发想定主意便和寡妇程氏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就是乔全义和乔全美。

四、搞投机赔本，起死又回生。

乔贵发在包头做买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做过一次赔本的买卖。

乔贵发来内蒙古后，谋什么成什么，尤其是率先买树梢（农民春季急于用钱，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廉的价格，到田禾收获后，照议定的价格交粮，俗称这种投机买卖为“买树梢”），得了暴利。人们称赞他，羡慕他，他的头脑便开始发热。有一次，他把店铺生意交给老秦管理，自己再一次搞起了“买树梢”。他带上了足足够的银两，到了土默特川上，这次“买树梢”，他既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秋后粮价是涨是降，也没有过去买树梢时那种辛苦扎实的农田收成察看，在具体定价付钱时精明的讨价还价也没有了。像这样漫不经心地做买卖，对乔贵发来讲还是第一次。粗心大意的结果，造成了秋后的市场粮价大大低于他买树梢的定价结果。乔贵发终于在这次买树梢中栽了个大跟头，几乎把老本都赔光。幸亏平时声誉较好，再加上顾主和同行的支持，乔贵发才有了喘息和恢复的机会。这件事本来是乔贵发一人所为，他也觉得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承担全部损失，但老秦很厚道，还是共同承担了这次亏欠。从此以后，乔秦二人一致努力，把他们的广盛公号办得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不仅还清了巨债，而且买卖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乔秦二人的买卖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时，乔贵发已经快70岁了，乔秦二人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告老还乡，由三儿子乔全美继承父业，主持了业务。乔秦二人告老还乡后，虽然脱离了商业字号，但是，身心也没有完全闲下来。老秦在徐沟城内购置了大片土地，起房盖屋，过起了财主的气派生活。对吃穿极为讲究，就拿吃来说，不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山上长的，树上结的任何美食，秦家都要享受。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年龄已69岁，但他没有像秦家那样大兴土木，大吃二喝，只是在其院址上盖了个比较像样的四合院，吃的也很普通。另外，乔贵发和老秦做买卖时，他是老大，吃苦多，动脑筋也多。特别是买树梢赔本，更使他终生难忘。几十年的商业经营，使他深知做买卖的艰难，也懂得了做买卖有赔有挣，必须做到既能赚得起，也能赔得起，思想上要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把能挣下的钱储存起来，以防不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教育三个儿子，教给他们做买卖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他还再三强调，乔家必须代代不忘艰苦创业的辛酸。乔贵发常给儿子们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讲他粗心大意、“买树梢”赔本的历史，让他的后辈永远保持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习惯。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去世，享年72岁。

乔贵发是乔家大院的发迹始祖，乔贵发后是他的儿子乔全美，乔全美后是他的孙子乔致庸，等等。从清朝乾隆年间，在包头经商起家，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到全国解放，历时200余年。据有关资料记载，乔家商业最兴盛时，在全国各地的商业字号就有200多个，特别是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是全国闻名。当时，乔家仪流动资金就达1000多万两白银，连同固定资产计算在内，恐怕就有数千万两白银的财产。这些虽然是乔贵发之后发展起来的，但和乔贵发这个创业始祖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乔贵发的背井离乡，只身走口外，创设草料店，又改广盛公，就不会有后来的复盛公、复盛菜园、复盛西、复盛全商号等众多商号，也不会右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不会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

9．阎维藩：被选为首席议员的票号经理

清咸丰八年（1858年），阎维藩出生在祁县下古县村一个贫寒人家，光绪元年（1875年）人开始在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经营思想与东家有了冲突，故谢辞回乡，后又任祁县大德恒票号任经理。民国8年（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阎维藩任经理：除此以外，阎维藩还做了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业。1946年，被选为首席参议员。1949年1月13日病故，享年91岁：

一、弃儒从商，初入蔚长厚。

阎维藩，字竹圃，祁县下古县村人，出生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上学读书，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治七年（1868年）阎维藩10岁那年，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父亲才让他上了学。但几年之后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后经人介绍，到平遥蔚长厚票号当了学徒，走上了弃儒经商的道路。到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后，由于虚心好学，故进步很快。又由于他应对如流，非常灵巧，深得伙友的好评，掌柜对他也极为器重。出徒后，被派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当伙计。之后，他有幸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交，终于获得了公款的经营权。从此，福州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经办，从而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生意出现了连年盈利的局面。阎维藩和恩寿交往，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好处，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盈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给阎维藩添了不少麻烦，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透顶，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钱进行贿赂，便求助于阎维藩。阎维藩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恩寿还是有前途的，便同意给他垫支。他问恩寿需要多少，恩寿举了一下拳头，又伸了一下巴掌，阎维藩以为恩寿要垫1．5万两白银，就答应下来了。可是，恩寿说要借15万两，这下难住了阎维藩。借吧，数额太大，不借吧，两人又是拜把子兄弟，而自己也已经答应了。最终，他认为恩寿前程肯定会前景光明，将来不会亏待蔚长厚票号，就私下拿了15万两白银，让其进行了贿赂。这件事，后来让平遥蔚长厚总号发现了。阎维藩违犯了号规，总号派人前往查处。可派去查究的人到达福州时，正遇上提拔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下达。因此，查处之事也只得从此作罢，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后，阎维藩思想颇为恼怒，总觉得丢了面子，如果继续在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呆下去没什么意思，便准备离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另谋出路。

二、受挫回乡，又入大德恒票号。

阎维藩觉得要福州无法干下去了，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寿将15万两白银的本利还清后，辞职还乡。当他路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领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并行过街，好不威风，一路有说有笑，进人恩寿私邸。在汉口，恩寿对阎维藩设宴款待，临别时，恩寿又亲书一札，让阎维藩带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谁知阎维藩回乡，又经恩寿隆重迎送之事，很快传到了祁县。大德恒票号财东乔致庸，欣赏阎维藩杰出的才能，而自己的票号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派孙子半路上将阎接回乔家，并聘为大德恒票号经理（掌柜），全权负责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这时，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国内政局不稳，阎维藩为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分别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或“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应对了当时的局势，从而使大德恒票号不仅没有受到战争损害，反而大获其利。很快，大德恒票号就成为晋商中最有活力的票号之一。账期由四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分红曾达到1万多两。各地分号也有了增加，这时，共有25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周口、孟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当时的业务，不仅有汇兑、存款和放款，还发行了银票与代办捐项。在经营管理上也不断完善，分工更细致，职责更加明确，各方面要求更严了，并且严格了规章制度。诸如收学徒川人要挑眉眼、看门弟，学徒三年不给发工资、换班（班期）回家（返里）须先到总号检查，不准单人出去看戏，不准赌博宿娼，不准挪用号银，不准自办店铺等。由于阎维藩为大德恒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又能认真执行，所以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贾继英就是一名代表。贾继英人大德恒票号后，在阎维藩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阎维藩发现贾继英精明干练，有胆有识，能够独挡一面，便将他提拔为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的跑街。贾继英担任跑街后，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1900年慈禧、光绪等人西逃路过太原时经济拮据，贾继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大清江山短期内不会灭亡，万一大清江山亡于旦夕，票号也难于生存。于是，当场答应借银30万两，这件事向阎维藩汇报后，不但没有受到批评，阎维藩反而更加赏识这位青年人。后来，慈禧回北京后将沿路收的银两，存入大德恒票号，对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阎维藩大胆使用贾继英，后来贾继英进步更快了，成了大清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阎维藩还非常重视发展实业，力主发展地方经济，在渠本翘等人领导的赎矿斗争中，阎维藩积极响应其的号召，开由大德恒票号出资白银3万两，支持赎矿斗争。民国3年（1914年），阎维藩又兼任了祁县益晋公司董事，后来，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中国也设立过银行，阎维藩就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应将铜元局改为银行，这一建议被阎锡山采纳了，成立了山西省银行筹备处，由阎锡山任处长，让阎维藩具体筹办，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编定营业计划。认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官私两项共集资本120万元，于民国8年（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地址在太原市鼓楼街。首任总经理阎维藩，协理齐梦彪。山西省银行成立后，很快建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选举，选出了乔尚谦、鲁奎儒、徐一清、王玠、贾继英、李步青、严慎修七人为董事；赵戴文、崔廷献、杨兆泰三人为监察；郝清照、阎毓芹等7人为候补董事；张汉杰等三人为候补监察。阎维藩将董、监事会建立起来后，又组建了组织机构，在太原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在各主要县城及地区也设了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后来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山西省银行的用人制度，由于是曾任票号经理的阎维藩领导，所以也就沿袭了票号的一些封建旧习，如行员人行必须有社会名流或政界有声望的人推荐，找殷实铺保；人行后当练习生（即学徒），当学徒期间，只能站柜台，不给设座位，还必须给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人铺床叠被，提茶壶、倒便壶、点烟沏茶、端饭、打手巾把。如不照此办理，就可能被辞退。行员的待遇也是三等九级，学徒期间每月只发3元津贴费，一等一级月薪140元，三等九级月薪6元。此外，在山西省银行，也和票号一样，实行了人身股制度，根据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而评定人身股的多少，总经理最高，有的行员没有人身股。山西省银行一开业，民众信不过，阎维藩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信誉度，如延长营业时间，搞好服务态度，到处作宣传等。还采取了办票号时的特殊办法，那就是假运货，用骡驮假货，出出进进，来往运输，表示山西省银行资本雄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营业额逐渐上升，盈利也逐渐增多。阎维藩尽管为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出了很大的力，但阎锡山还是对其不太信任。很快将徐一清（阎锡山的叔丈人）聘任为山西省银行总经理，换掉了阎维藩。

三、为国为民，入选首席参议员。

阎维藩还是一名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仁人志士。民国25年（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时，阎维藩为抗日救亡捐献了5000元，并当众销毁了1000余元的借据。他说：“国难当头，身家性命难保，还谈什么你借的、我借的！”1938年春，日军战领了祁县，想利用阎维藩的声誉，统治祁县人民，在汉奸带领下，日本军的铃本团长专程来到下古县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要阎维藩出任日伪祁县县长。阎维藩绝意不去，又不想硬抗，便采取了软的办法，装聋作傻，30分钟上了四次厕所，语无伦次，胡言乱语。铃本看着面前的“精神病”患者阎维藩，大为所望，将带领他的汉奸训斥了一气，扫兴而归。阎维藩不但不给日军卖力，还暗地里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经常向抗日军民献粮捐钱，并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希望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把日军早日赶出中国去，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积极为根据地的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得到了革命政府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1946年3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祁县革命政府在祁县下古县村召开的全县代表大会上，选举参议员时，阎维藩被选为首席参议员。当选为参议员后，他革命热情很高，对解放事业表现了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参议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并捐助政府白洋4000元，小麦3万斤。在秋天的土地改革中，以开明绅士对待。1949年1月13日，阎维藩病故。

10．乔映霞：参加过同盟会的晋商财东

乔映霞，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乔家，乔致庸之孙，乔家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青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崇拜康梁并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倡办教育，改革陋习；主张禁烟，破除迷信；经商有方，善于筹划。民国10年（1921年），移居天津，1956年在北京病故，时年81岁。

一、生于富商之家，追求思想进步。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乡人称其为成义财主。乔家世代经商，到乔映霞的祖父乔致庸时，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商巨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乔家的生意。乔家的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市面，“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一直流传至今。乔映霞的父亲是乔景仪，过继给伯父乔景岱，人称“务财主”，为人机警，善于交往，久住北京，经商之道熟谙，是一个行家里手，后因在包头做霸盘遭忌恨，被人暗害身亡。乔映霞叔伯兄弟共十一人，他排行居长。乔映霞从小受过多年的家塾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追求思想进步。在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企图通，过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史称“戊戌变法”。他对康、梁十分敬慕。同时，向往西方文明，从而信奉了西方传来的耶稣教。乔致庸在世的时候，儿子辈仅剩三子景俨，乔致庸死后，本来由乔景俨当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乔景俨性格内向，不爱言语，不愿和人交往，所以，乔致庸一直没有让乔景俨掌握家政管理商业。而景俨也对乔家的商务不感兴趣，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长孙乔映霞，脑子灵活，善于交往，而且从小学习用功，成绩优良，知书达理。所以，乔致庸把希望寄托在乔映霞身上，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培养，言传身教，并让映霞处理一些商务。因而，乔映霞在商务方面很快就成熟了。但是，儿子辈还有一子，不能把家产全部交给映霞管理，更不可能让其掌握家政。所以直到乔景俨去世后，乔映霞才正式当了家。他当家时，正赶上辛亥革命。由于他思想进步，倾向西方民主，所以他积极地响应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率先剪掉象征大清子民的长辫子，又脱掉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眼洋装，被人们称为“洋少爷”。乔映霞非常仰慕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还在天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支持。总之，他的这些行为，在晋商人物中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