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材人出，各领**数十年。

在晋商兴衰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商界奇才，业界领袖。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人生基本上代表了晋商历史发展的轨迹。

1．乔致庸：乔家大院三代掌门

乔致庸，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其父是祁县大名鼎鼎的大财主乔全美，由于兄长早丧，乔致庸为了继承家业而弃儒从商。在他掌管复字号时，买卖越做越发达，红利也相当可观。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大德兴票号（1884年改名大德通票号），光绪七年（1881年）创设大德恒票号。晚年时崇奉道家学说，相信清静无为的道家哲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去世，享年89岁。

一、出身显赫，承家业弃儒从商。

乔致庸，1818年出生在祁县乔家堡。为乔家第三代掌门，其祖父乔贵发从小走口外，艰苦奋斗，在包头创立了乔家的产业。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将他创立的产业一分为三，分给大儿子乔全德、二儿子乔全义、三儿子乔全美。大儿子全德为德星堂，二儿子全义为保和堂，三儿子个美为在中堂。在这三堂中，保和堂和德星堂发展都比较缓慢，只有在中堂发展迅速，资本最雄厚。后人们讲的祁县乔家，实际上就是指乔全美在中堂的后代。包头复字号，也主要是由乔全美的后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乔全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祁县。不到20岁就去包头子承父业经营商号。他是乔家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也是包头复字号发展壮大的奠基人。他继承了父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又从秦家（与乔贵发合伙经营的人）的败落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乔全美为子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如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等。并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制订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号规和各种经营管理办法。乔全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乔致广，早逝而且无后，二儿子就是后来声震华夏的乔致庸。乔致庸，人称“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是乔家甚至晋商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曾考中秀才。父亲乔全美1825年去世，由于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族产业无人主持。于是乔致庸弃儒从商，而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

二、主掌乔家，大力发展“复字号”。

乔致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家政，才能出众。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乔致庸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先是独立投资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北路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增设了复盛西商号于包头瓦窑沟口路西，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经营油、酒、米、面“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当铺、绸缎、副食杂货等。咸丰年间，又以包头“相与”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颇丰。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乔家在包头的产业迅猛发展，就这样联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业务一直都很好，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多。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以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加了无数的财产。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一直繁荣昌盛，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甚为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此外，还把“德裕永”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的联合组织，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资金雄厚，经营行业多，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订做购买粮油之用，其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其他商号根本不能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又宽，加上号规严格，组织健全，乔致庸对掌柜们非常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也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在道光、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等事项颇为零杂，当时清政府对此并未加大管理力度，而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面对这种不断发达的市面，包头的商人渐感无力应付。随后，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是居领导地位的，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行”机构，一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一面处理巡查弹压以至拘押人犯等街市治安事宜。后来，“大行”改为商务会，商务会的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的。复字号也曾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扩大了经营规模，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三、创立票号，后发制人。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产业时，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也都发展起了不少金融组织，特别是山西的票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业，故后人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说。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是落后于当时潮流的，但他却能后来居上，先后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它虽然是一家建立较迟的票号，但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持续时间也较长。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资本达35万两。由于大德通票号资金雄厚，人手齐备，经营有方，在商界信誉甚高，开出的银票能长期在市面流通，存款源源涌进。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济南、西安、汉口、沙市、上海、开封、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这个票号业务量很大，盈利日益增多。特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高钰受财东之重托，决心要报知遇之恩，精心料理号事，使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一次账期分红，共盈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白银，这在大德通票号的分红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在整个票号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请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有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并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盂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晚年崇道，信清静无为哲理。

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本人也十分的谦虚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他为人颇有善行，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三年（1877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光绪八年（1882年）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其晚年崇尚道静，信清静无为的哲理，故长寿而终。

五、兴修大院，形成规模宠大的建筑群。

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那时，乔家堡村的街道结构，并非后来的格局，乔家大院座落的地方，正好是大街和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乔致庸之父乔全美和两位哥哥分家后，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头买了若干院落，在此基础上建起楼院。格局是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主楼造型为硬山顶屋顶，有窗棂而无门户，是封闭式统楼，因而该院又叫统楼院。主楼与倒座门楼隔二进门遥相对峙，很有气势。并在主楼东面修盖了附属偏院。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

乔致庸当家后，乔家的产业越来越大，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家族繁衍很快，房屋住宅又显紧张。于是，在同治初年便开始了再一次的大兴土木。先是在老院西边，隔一条小巷，购买了大批房屋地基，又修建了一座楼院，同样也是里五外三的格局，两楼对峙，只不过主楼改为悬山顶通天柱屋顶、有阳台走廊的明楼，因而又叫做朋楼院。由于两座楼院中间隔小巷并列，又都是穿心过厅院，后来人们便把它附和为“囍”字结构。乔致庸修明楼院之后，又在与两楼院隔街相望的地方，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院。东面的叫东南院，西面的叫西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本格局。当时政治黑暗，治安很不稳定；为了保卫自身安危，乔致庸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堡式大院。但这不是一件易事，所用宅地就是首当其冲的难题。为此，乔致庸费了许多周折，花了相当多的银钱，才取得了街巷的占用权。据说，乔家堡村关帝庙的石碑中，就有一块碑，专门记述了“在中堂”当时购买街巷使用权的详细情形。至今，乔家大院南北墙上还有“泰山石敢当”、“一善”石刻，那正是原先小巷所在的位置。乔家取得街巷占用权后，把巷口一堵，小巷便建成了明楼院和西南院的偏院。街口一堵，东面兴修了大门，西面建起祠堂，两楼院外又扩建了两个外跨院。并通过大门顶楼为桥梁，在各院房顶增设通道，使四院连同。房顶又增修眺阁、更楼，作为巡更嘹哨之用。这样就形成了城堡式的建筑群。这一次兴建，从同治初年开始，到光绪中期结束，大概经过了20多年时间。乔家大院以后还修建过一次，祖先祠堂也进行了迁移，不过这就到了乔映霞当家主持家政时期的事了。

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也曾想“以儒求昌门阀”，但又感到那种舞文弄墨耍笔杆子的生涯毕竟是舍本逐末，即便考取一官也没有多大油水，再加父兄早死，于是，他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拳脚。由于他能灵活应对，善于筹谋，使乔家资产大有发展。如果说乔贵发是乔家基业的开创者，那么，乔致庸就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他还谆谆教导儿孙：经商之道，首在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必须戒三个字：骄、贪、懒。另外，他治家颇严，将《朱子格言》写在屏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儿孙若有过错，则令其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再从头到尾背诵《朱子格言》，然后还要训斥一番。为了教育后代，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写好刻成，挂在内宅门上。上联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时刻注意勤俭节约和做人的道德，千万不能贪图安逸。到了晚期，乔致庸一改以前的对经商的热衷，超脱得很，将家产交给儿孙主管，自己却终日以诗书消遣。他非常欣赏王维的诗，特别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一句。在70岁大寿时，他还亲自录了邹梧罔的辞寿诗：“天与我年屈古稀，自惭老去转增痴。花生眼底书抛久，棘着手中笔运迟。愚戆难容招物议，偏衷偏执任人嗤。从今过此当何若，眼食是安学小儿。”此时，乔致庸对于家族中的事已不太过问了，一切听其自然，发挥儿孙们的作用。后来，他又崇奉道家学说，特别是对清静无为的哲理更加崇拜。因此，特让其孙女婿赵铁山书写了《省分箴》为座右铭，“物禀乎性，人赋于命”。他深知“满招损”、“乐极生悲”的道理。他晚年对其六个儿子做了分析，认为没有一个能当他的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天资聪颖，性情忠厚，因而对其十分器重。经常对其进行人生哲理教育，从而使乔映霞很快成熟，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去世，当时乔景僖才20多岁，他的去世，对乔致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于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一气之下，乔致庸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

2．雷履泰：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他首创了山西票号，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雷履泰自幼在私塾读书，后弃儒经商，办事干练，极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家，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自此，他就与掌柜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坊，是一个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其分庄。

日升昌的诞生完全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位山西同乡到西裕成商号，委托雷履泰办一件事情。他想把钱交给这在平遥的总号，然后让其家人在京城的分号支取。大掌柜雷履泰一想，这样既方便了同乡，又结交了朋友，百利无一害的事情，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便点头答应了。

俗语说“凡事开头难”，走出这第一步，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后，于是就都到西裕成汇兑钱财，但是西裕成商号并没有提供两地汇兑的义务，于是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雷履泰收费的原意是一旦收费，他人就不会来汇兑了，想不到，恰恰相反，来汇兑的人越来越多。

雷履泰刚开始有点不解，为什么要交纳费用，他们还乐此不疲地来汇兑？但没有几天他就想通了。

他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盘算清楚的。

山西人在外经商的人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负责运款，不仅运费高，还有很大的风险，常常会遇到土匪劫去银两。他们将银钱存入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此法不但保险，而且方便，愿付一定汇费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雷履泰想通了之后，认为这是生财大道，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便结合了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商号间商业汇兑业务。

1826年，雷履泰同西裕成的东家李箴视共创“日升昌”票号，并制定了一套规范严格的取款制度，日升昌自创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他们甚至还掌握了先进的水印技术，但因为没有出现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水印技术还没使用于票据制造上。

创立日升昌后，京晋两地之间的汇兑业务愈来愈多。聪明非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想到其他省市的山西商人托镖局寄钱亦有很多不便之处，何不连他们的生意也一起做。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着手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晋商的处所进行摸底。雷履泰派人深入到晋商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的地方，了解晋商的分布与他们的活动规律。二是设立票号分庄。掌握了晋商在各省的情况之后，雷履泰亲自挑选精明可靠的伙计，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立票号分庄。

雷履泰的做法与现在的银行扩大经营网点是一样的，将网点深入到商人的生活区。

雷履泰设立网点之后，广泛地与各地商人接触，招揽业务，因日升昌的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的商人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日升昌”的业务蒸蒸日上。随着汇兑业的扩大，雷履泰决定开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这样一来，利润大增，“日升昌”真的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到日升昌进行资金周转，后来竟然挂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大肆招揽生意。

各地的山西商人在看到“日升昌”生意兴隆如此发达后，纷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

日升昌在雷履泰大掌柜的经营下日益红火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影响业界的大事，那就是二掌柜毛鸿和雷履泰的矛盾爆发。

日升昌除了大掌柜雷履泰，还有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二掌柜毛鸿翙。但是，由于雷履泰独断专行，二人的矛盾也积累已久。

随着“日升昌”业务日益繁荣，根基日臻巩固。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一己之功，有了骄狂之心，平日行事，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这引起了毛鸿翙的强烈不满。两人的矛盾随着日升昌的兴起而加剧，最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最终，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有一次，雷履泰病了而且卧床不起。其实，他的病对日升昌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还有二掌柜毛鸿翙可以把持大局，然而，雷履泰怕毛鸿翙掌权，就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肯放权。

毛鸿翙心里大怒，决意借机打倒雷履泰。

几天后，毛鸿翙趁日升昌的大股东李箴视来看望雷履泰的时候，悄悄地对李箴视说：“雷掌柜在号上养病，号里嘈杂喧闹，不如让他回家静养一段时间。”

李箴视根本不知道二人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以为二掌柜是出于一番好心，便劝雷履泰回家养病。

数日后，李箴视再去探望雷履泰时，只见雷履泰案头上放着一摞给各地分号的信，李箴视拿起来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李箴视魂飞魄散。信的内容都是要分号尽快结束业务，马上撤回。李箴视大吃一惊，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雷履泰说道：“日升昌字号是你东家的，各地的分号是我安置的，我要撤回来向你做个交代，向你交待完后，我从此告退。”李箴视一听，马上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苦苦请求雷履泰收回决定。雷履泰不答应，李箴视万般无奈之下，跪在雷履泰的脚下哀求道：“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起来了。”

雷履泰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明白让他回家养病不是李箴视的意思，于是问道：“让我回家养病的是姓毛的那个王八蛋说出来的吧？”

李箴视回答：“是的，我还以为他是一片好心呢。”

在李箴视的极力挽留规劝下，雷履泰于是答应了其不再撤回分号，继续在家养病，同时在家里构思如何反击毛鸿翙。李家每天送去酒席和银两表示慰问和信任。二掌柜毛鸿翙看到此情景，心知已经无法取代大掌柜的位置，就写信告退了，李箴视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从此，雷履泰更加奋力地经营日升昌。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一家商号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其号址就选定在日升昌隔壁。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意思是要与雷履泰一较高低。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毛鸿翙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互相帮助，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蔚字五联号”的产生让日升昌有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自此，两家商号战争不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好戏。最后，两家商号搞起了恶性竞争，甚至朝病态的方面发展。例如，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

总的说来，“雷毛分手”是一件好事件，蔚泰厚的成立让竞争也进入到了票号业，打破了日升昌的垄断地位，它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还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促使了山西票号不断地改进。

道光二十年，雷履泰70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为表彰雷履泰的功劳，总号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日升昌也在雷履泰的日夜操劳下，赢得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称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此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停业清理。

作为封建时代的商界天才，雷履泰长于顺势而动。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办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总结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法则，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这些法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3．孔祥熙：绰号“圣人”的晋商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也使得孔祥熙的商业之路与别的晋商大为不同。

1890年春，前街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首肯，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晋商中少有的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革命军北上的问题，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辍合两人的“合作”。“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商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并制定了工商法规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极缺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对此，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但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中国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生意，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究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纵观孔祥熙一生，与其说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是一名政客，他的商道生涯除了早期称得上经营外，后多为强取豪夺，但虽然如此，作为晋商中的一名，他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4．李宏龄：泽庇后世的金融改革家

李宏龄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字子寿，平遥源祠村人。

李宏龄的先祖原本颇为富有，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破落，到李宏龄该上学时，家里已经很穷，迫于生计，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到一家钱庄当学徒。后来这家钱庄败落。同治七年（1868年），他经人介绍进了蔚丰厚票号。蔚丰厚票号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绸缎庄改组而成。财东是介休北贾村侯家，总号设在平遥城内，最初资本17万两白银，中期发展到20万两。李宏龄进入蔚丰厚票号时，正值这个票号的黄金时期。除蔚丰厚票号外，侯家还开设有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另外还有大量房产、土地、骡马，并在外地开设商号60多处。当时，侯家财产已有七八百万两白银。想在这时进入蔚丰厚票号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还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经过同乡曹惠林介绍，又经考核，李宏龄以业务精湛而被录用。之后，又由于能力出众，给票号创造了很好的效益，渐为财东与主事者器重，被派往分号供职，继而充任分号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5年，前后担任过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是一位杰出的金融企业家。

一、选拔人才，不讲私情

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重用人才都是很重要的一条。李宏龄在用人上不徇私情，从不论资排辈，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齐声称赞。他认为：“码头之兴衰，全持一头仁人”，“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为总号用人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刘承基是李宏龄的主要助手，经营票号功夫扎实，业务能力强，多年在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专写书信。一次，总号要调刘承基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认为：既然仍让管书信，而不是提拔当管事，去那里人地两生，还不如留在北京好。于是他寄信总号，极力要求留下刘承基。郭某因不守号规，从成都调总号，总号又派其到天津做副经理，李宏龄知道郭某不能胜任，致函劝阻。“从古兴衰之别，在采用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备禄而进，成败所关，忌浅鲜哉！”，李宏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京号侯中杰和梁鸿基是分管业务和帐务的，干了一年多，勤勤恳恳，从未出错，内务皆可指靠。李宏龄于是主张破格提拔，或薪金额外从丰，不必拘泥三年班期住满再议，遂向总号建议：“现在时事多艰，国家用人尚且破格，我帮又岂可拘守成例，其二人与弟非亲故，亦不能容推。至于他人，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这些建议总号颇为赏识，大多成为全号用人之准则。

二、注重大局，顾及整体。

李宏龄经办票号，不仅能考虑到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票号发生业务关系单位的利益；是一位顾及整体、注意全局的金融企业家。当与本号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发生危机时，李宏龄不是釜底抽薪，落井下石，而是设法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他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损失，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时，市场上因谣言四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面对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以为：如不即早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影响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业务及整个市场的稳固。于是，李宏龄带头出面，联合动员山西票号在北京的众多分号，以巨资接济炉房，使北京的市场逐渐稳定下来。这样做，不仅对北京的市场有好处，而且保全了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既得利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去世，北京银市再次动摇，炉房因此又发生危机。这时，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给炉房以大力支持，因而很快又稳住了银市，得到了北京各界的交口称赞。

三、审时度势，紧抓时机。

李宏龄办票号，能依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进取。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李宏龄由北京分号调往上海分号任职，在他还未动身之前，中国和日本宣战，史称中日战争。当时，人心惶惶，京官携眷出京，各票号都停止收交款项。李宏龄根据形势，决定采取适当对策。他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要加大汇费，而且交款时间要适当延长。与此同时，还将收汇的款项和收进的存款调到南方有关分号放账，形势稳定后，再调回北京，结果使蔚丰厚票号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收入。同年9月，李宏龄由京到沪，到达扬州蔚丰厚票号的分号，正遇到山西蔚丰厚票号总号电令扬州分号：将所有的存款退还，不准再收汇上海和江宁（今南京），如不遵办，则以违犯号规沦处。扬州分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江宁的生意赚钱，接到电令后，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非常为难。正遇李宏龄到此，便征求李宏龄的意见。李宏龄听后说：“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州不能放出赚钱，也尽管收汇上海。如总号以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扬州分号按照他的意见做了，结果生意发达，年终总结盈利3万多两。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凡听李宏龄劝说而办的事，没有一件不成功的。因此，他受到了同行好友的不断赞誉，也得到了山西票号蔚丰厚总号经理的称赞和赏识。总号经理称李宏龄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适时进取的好经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宏龄从上海下班回平遥，总经理夸他：“狼行千里吃肉，阿伙计此番住申大为出力，可嘉！可嘉！”

四、诚信第一，照顾主顾。

李宏龄还是一个能诚信经商，照顾老客户的票号企业家。李宏龄认为，主顾对票号，好比是观众对演员一样，如果没有观众，演员演得戏再好也没用。没有主顾，也就谈不上票号的利益。因此，主顾和票号，主顾是第一位的。票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负责，对主顾讲信用。这样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会愈做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的目的。如果对主顾不讲信用，就不会有更多的主顾。顾客不来找票号，票号还有什么业务；没有了业务，票号从何处挣钱。由于他遵循这样的原则，诚信待人，票号的主顾日益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北京陷落，官员纷纷逃往上海，持北京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的诸票号皆不予兑换。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的工作。他力排众议，主张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酌量予以兑换。因此，山西蔚丰厚票号在上海的名誉益显，生意越做越活，赚了很多钱，当时的上海人，一谈起李宏龄来，便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金融企业家。

五、存款不分大小，多存即能取利。

经过多年票号经营，李宏龄深知，作为以汇兑、存款、放款的票号业，获利靠的是多存款，多收汇兑，才能多放款、多盈利。所以，李宏龄能使用各种策略，想方设法多做业务。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宏龄调往上海，就是因为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有困难，业务难做。李宏龄一到上海分号，就与伙友们座谈，询问从前杨叶荣主持分号时业务极多，而现在为何甚少？伙友们反映：某掌柜主持工作时，不准收汇零款，不准从钱庄揽银两信汇，日久人人皆知，故不来分号汇兑。至于官款的汇兑，是因为某掌柜连领汇、交汇的库费和平码都不知道，哪里还能做官款业务。李宏龄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上海分号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做了这样三条规定：第一、凡有零星汇款，不可过于较量，应权宜收之；第二、银两信汇要勤办，不得耽误时间；第三、官款汇兑要熟记库费和平码，因为官款汇兑，肥厚最多，不可不抓。李宏龄认为，上海汇往北京的信汇银两，多是京官，往往款项不用，立一个折子，不知何日取完，这样可以增加浮存。由于李宏龄主持上海分号能做到款无巨细，一律承办，因而业务日益增多，赚了大量利润，得到了总号经理的夸奖。

六、先理旧帐，再营新资。

票号分号的经理，一般都是三四年一换。李宏龄认为，每到一个新的商铺主持工作时，都应先清理旧账，收回放款，防止呆账，然后再开始经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宏龄调职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主持工作。到达汉口分号后，他指示，所有外放款项一律收清，而后再放。是年9月，汉口遭灾，伤人数千，烧毁货物、房舍难以计数。灾后，各货帮皆因火灾损失，困难重重，事业很不景气，有的甚至歇业。各票号吃亏的很多，而由李宏龄主持的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却未曾分毫受累，还能照常营业，因此获利颇丰。原因何在呢？李宏龄曾对伙友讲：“我有此举，原是受前辈张徽五的指教。当年，张微五曾对我说，‘凡改住码头（指票商活动的商埠），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李宏龄遵照张徽五的指教去做，主持号事多年，获益匪浅，从无倒欠事故发生。

七、总结前人经验，凡事多做预测。

吸取前人的经验，注意预测，从决断中取胜，这也是李宏龄经营票号几十年的一条可贵经验。民国元年（1912年），李宏龄又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主持工作。当时，处于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经济比较混乱，各地市场银根较紧。特别是长沙，现银奇缺，若换千两现银，就要贴水七八十两。李宏龄由此想到清朝问治初年湖北沙市的情形。当时，沙市因现银紧缺，开头每千票据贴水数两，后来竟增至700两。他想：长沙倘若像沙市那样，亏损何堪设想。于是他立即发信汉口，请汉口分号速收长沙银十来万两，以应不测。汉口分号经理认为，宏龄建议正确，以每千两票据贴水90两，很快收回长沙现银12万两。后进入腊月，长沙贴水每千两票据增至400两，以12万两计，即省银5万两。其后每千两票据贴水增至800余两，千两票据只当现银100多两使用。汉口分号经理很感激李宏龄，赞扬李宏龄的建议高明。

八、关心伙友，平易近人。

李宏龄对伙友是非常爱护的的。票号规定：各分号伙友，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李宏龄认为这种规定有些不近人情，因此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还右一例，一个叫郭倍瑾的，来京下作已两年，按规定，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他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地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均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有的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急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准回家。李宏龄不但关心伙友的生活，还很关心伙友的进步，积极主张总号应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

九、扩大业务，不惜资本。

民国初期，社会形势不稳，很多商人对经商所获利润，不是用在扩大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或挥霍浪费。李宏龄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展业务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回到北京，一个朋友对他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山西）、不想标营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友人的肺腑之言，使李宏龄颇为感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的确如此，李宏龄不但在业务顺利时能想到扩大业务，就是在形势不利时，想的也是扩大业务，如庚子事变后，票号业开始走向衰败，国内外银行相继成立，票号业竞争的对手林立，面临着被排挤掉的危险，李宏龄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时，他想的不是收拾残局，而是拓展业务。李宏龄主张改革票号，组建银行，他认为，要使票号立于不败之地，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股份大银行。为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与渠本翘一起联合北京各票号经理，共同商定组织山西汇业银行。他先后数次向各地总号上书，又与全国各重要商埠票号联络，让其分别就外面情形上书总号，说明组合银行之必要。他的努力得到了各地票号的积极响应，但终因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不察时势，极力阻拦，所以票号改革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