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晋商，人们多有“小气”之说，然而事实上，晋商决不仅仅是一个“小气”就可一概括的，单看那些气势恢宏的大院阁楼，就知道他们骨子里有的并不只是小气，在需要“大气”时，他们绝不会吝啬于自己的银子。

1．晋商的大气魄

一、两百年前，在北平、上海、汉口这样一些大都市，曾广泛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讽刺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沐浴而冠的猴子”，有了钱就只想着赶快衣锦回乡，盖起一座座让人羡慕的大宅院。

山西省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伴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这座气势不凡，巍然屹立于晋中平原的大院让人惊诧。

乔家大院是在乔家发家始祖乔贵发的手上开始兴建的，期间经历了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的共同努力，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的兴建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750年左右，也就是清乾隆中后期。而最后一次修建则是在1937年。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式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经伸向中国，所以这次修建刚刚着手，就因为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乔家大院占地面积大约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样的规模即使放到现在，同那些世界级的富豪住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晋商所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乔家大院的规模也不是最为浩大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之多。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就是建筑规模都十分庞大。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偏险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神奇。

晋商如此大的气魄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从目前散落在全国不同地域的明清居民建筑来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占地面积或者房屋的富丽堂皇，与晋商修建的大院相比都是甘拜下风。

由此可见晋商气魄之大，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晋商具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呢，他们为什么要化这么大的气力去修建这些只是用于居住的房屋呢？

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晋商的心理因素，对于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几乎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最大的愿望。四处奔迫，忙碌辛劳，不就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晋商又恰恰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受苦最多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是哪里的晋商票号，其伙计制度都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60岁的晋商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那么在外发财的晋商在回到故乡后用什么是最能体现他的“荣耀”的呢？答案自然就是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所以在晋商修造住宅时，做得往往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故其气魄不可谓不大。

2．实业求国，力挽狂澜

同其他地区的商人相比，晋商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工业，1900年，山西商务局就曾主办了一个晋升火柴公司，但由于经营不善而效益不佳，濒临破产。

消息传出之后，各地晋商纷纷作出反应，意欲接管此企业，而最终“抢标”成功的就是杰出的晋商、爱国民族资本主义家——渠本翘。他与其亲戚乔雨亭以5000两银子的价格把这个官办企业盘过来，又注入13000两银的资本，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当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值庚子之变后百业凋零之际。渠本翘的大胆作为给山西近代工业带来了希望，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十年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虽使山西票号商人受到冲击，但渠本翘一面筹备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事宜，一面为双福公司继续购添排杆机，改进生产工序，扩大生产规模，使日产量增加到100～120箱，产品畅销陕西、山西两省及周边地区。十几年间，公司总值积累增至40万元，渠、乔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渠本翘以他当时的官吏身份，开辟了一条民办企业的路子，使他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家，同时开了山西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双福火柴公司创办的巨大成功，引发了晋商中有识之士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兴趣。与渠本翘共同筹办保晋矿务公司的刘笃敬，是山西有名的富商之一，号称刘百万。曾任清政府刑部主事，后又任山西商会会长。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先在阳曲县创办永泰煤窑；宣统元年（1909年），投资20余万元，创办太原电灯公司；同时于电灯公司附设机器面粉厂，此后又创办大同面粉公司。刘笃敬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曾在筹办同蒲铁路时担任总办；他还接任渠本翘但任保晋矿务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对保晋公司的管理制度进行过大胆改革。称得上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先驱和奠基者。

继双福火柴公司之后，山西火柴生产企业迅速发展起来。闻喜商人段连岭筹集资金10万元，自办荣昌火柴公司；平遥商人赵鸿漠等集资9万元，创办金井火柴公司；新绛商人王廷甫集资10万元创办毓华火柴公司；平遥富商冀全义集资6．3万元，在汾阳创办昆仑火柴公司。前后经20多年，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大半个火柴市场。

不仅是火柴业，在其余新兴行业，晋商也都做了初步探索和不断的努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官办新绛纺织厂宣告破产。十年后，晋省绅商集股重办，也未能奏效。但晋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1922年，徐子澄等人集股150万元，创建了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新绛程关庄商人李通、李玉山父子在前人的遗址上，成功地建立“大益成纺织厂”，拥有6048枚纱锭。山西终于有了自己的近代纺织工业。

山西商人以卓越的远见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走到了其他商人的前列。

山西近代工业最有影响，成效最大的还是渠本翘、刘笃敬筹办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本人入股银5万两。继渠、刘之后，第三任总经理崔廷献，是一个窖主兼地主的士绅，他毕业于山西大学，有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第四任总理是常氏家族的常旭春，曾任山西大学教授。另外协理白象锦、总工程师张景良，均是留学海外的商材生；总稽核杨仁显是英国伦敦帝国大学毕业生。保晋公司领导层的总体素质很高。总公司的职员75名中，光大学生就占了17名；阳泉各矿厂职员68名，大学生5名。这样的人才和知识结构，使保晋公司具备了引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管理经验的条件，这在当时国内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组成模式看，保晋公司已初具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条件，公司的股份制在吸取晋商过去实行的银股身股股俸（份）制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有限股份制的办法加以改进。股东大会是保晋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分常会和临会两种。常会于每年度结账后举行，负责报告上年营业情况、结算情况、分配盈利、筹补亏损等，并选举董事和监察人，由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即是保晋公司的领导机构，由董事会选出主任董事主持工作。主任董事、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一般由13人组成。监察人经股东常会选出，由8人组成监察小组，任期一年。凡公司账目、财产、业务可随时检查，年终负责查核公司账务、并署名报告。这对于营私舞弊、侵吞公款，或伪造账目、股票、图记等诈骗行为，是个极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经理、协理都是在董事会上共同推举而产生的。经理按照董事会共同意见，具体主持公司事务。改变了过去经理权力至上的办法，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1916年至1932年保晋矿务公司又针对公司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减少中间剥削，缓和劳资矛盾，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对平时工作谨慎的工人，以增加工资作为奖励，年末还给以额外分红。对招用职员，由推荐制改变为正式考试录用制，为此公司明文规定：“凡有荐举职员者，必须用函件通知本公司，先行登记，遇到急需人才时，由公司定期召集，分别考试，如能合格，再行录用。”这在山西商号、票号中就曾严格实行过，如今在近代企业中又不得不严格申明，以抵制并杜绝官僚作风的浸染。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在当时是全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最大煤矿公司。它除了在阳泉大规模开采煤矿外，还先后在大同、寿阳、晋城成立了分公司。同时还开采铁矿，建立了一座炼铁厂。

在20世纪初期，全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民族工业在轻工业生产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在重工业方面，却面临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举步维艰，而晋商在护矿保路，争回利权的特殊背景下，于极其艰难的处境中挑起了向开矿冶炼这一重工业方向投资的重担。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期长，利润率低，技术、管理水平要求较高，没有一定的资本和过人的胆略是不敢冒此风险的。然而，晋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再次体现出来，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他们不但敢于以票号垫借巨款赎回矿权、路权，而且敢于和洋商面对面地较量竞争，维护国家荣誉，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也善于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西为中用，抛开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清除旧有企业中的不良制度，为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树起了一面旗帜。也为中国民族企业开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3．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港口，上海成为外商侵华的重要据点，也是国内最大的国际国内贸易和金融市场，这里华洋商人聚集，西方的尔虞我诈的商业行为泛滥，使华商累累受害，于是华商共同抗御外商的事也就不断发生。

晋商在上海的力量，以山西票号为大，通常设有分号二十四五家，并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山西汇业公所”。

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是从事储蓄和汇兑业务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种。票汇，又分为即期票汇和远期票汇，是汇兑业务的主要汇种。票号自诞生经营票汇之日起，不管汇票上书写抬头还是不书写抬头，只要确认汇票无假，也不管谁来兑取，一向是执行“认票不认人”的凭票兑付的制度。这种制度，赵三的汇款张四也可兑取，便于汇票转手和流通，免去了收款人兑款再向售货人交款的麻烦，深得商界称赞，堪称一良法。

票号一开始在上海设立分点，由于初来乍到，一切都不是很熟悉，再加上对客户群不清楚，有时因为兑付汇款资本准备不足，曾发生过“每有验票无误，转瞬饰词抵赖”延期付款的事，引起商界不悦。同治七年（1868年）商办状告上海县衙门，经县知事断定并出榜晓谕：“凡有远近汇票，无论本人或隔手向收，均应如期兑银，永远遵守，以杜流弊，而免滋讼。”自后30多年来，各地汇票到沪，往往并不兑款，或向洋商购货，或向钱庄抵划银钱，便利客商，大家确信无疑。但是，当汇票成为市场流通的信用工具后，在辗转流通中，遗失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华商汇票遗失向票号挂失后，有一种牟利之人拾得汇票，或与洋商勾结来号兑款，或请洋人出场恫吓挟制，票号多有受亏。在这种情况下，票号运用“山西汇业公所”的力量规定，凡遗失的汇票，除向票号挂失外，还要登报声明和向英美租界会审委员声明转饬各洋商一体遵照，藉以防止再发生假外商势力坑骗票号之事。

然而，在中国横行已久的洋人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坑骗票号银钱。票号为彻底抵御外商的侵略行为，通过众票号共同议决，由“山西汇业公所”董事白云纬、范家俊出面，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1898年5月3日），具禀呈送英美租界会审委员，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制度。为给其改“认票又认人”提供根据，故意将其过去说成是“认票又认人”的。

“山西汇业公所”的禀文中这样样写道：“禀为汇票各有原主，若非人票两认，不得支取，预杜盗冒，而免讼端事。窃职等向在治租界分设汇兑庄号，专汇各省埠银两生理。凡汇票往来，必于汇券开头写明收银人之姓名或字号等字样，其持票来取，必须查明来人与此票所出抬头之人是否相符。假如汇给甲处之款，乙处持票来取者，即为人票不符号规，不得支取。是既认其票，并认其人，与本埠钱庄、银行之银票通行市面，认票不认人者不同。查汇项远处为多，原主带寄汇票每有疏失，或被盗窃，或被串骗，讼案累见。沪上为各国通商总会，中外云集，人类不齐。职等恐有前项假冒情弊，票落他人之手，或转向中外商人以票抵押银两货物，致丢失和争讼之端，环恳批准立案给谕，并乞照会各国领事存案，知照各洋商：此后凡有各省埠汇券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其银必交本人，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之手，便成废纸。职等为陈明号规，杜绝弊端起见，伏乞大老爷恩准批示施行，商贾均感实为德便。”

把以前汇票兑付制度改为“认票又认人”，与外国银行的汇兑制度是相符的，故而把以往“认票不认人”就说成是“认票又认人”，以此来瞒混外商与租界官员也是可以混过去的。但明眼人和了解票号汇票制度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它是专门对付外商串骗行为的，所以只禀呈英美租界会审委员要其照会各国领事转饬洋商遵行，而并不要求华商一体遵行。此中的故事，租界官员并没有发现，于是租界委员详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并照会律法官备案，英美租界委员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给谕山西汇业职董。其谕文如下：

“军机处存记花翎补用直隶州正堂、办理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分府张录批谕知事。案据该董禀请照会各国领事知照各洋商，凡有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便成废纸，杜绝弊端等情，业经批示并据情详请道宪照会在案。兹奉道宪批开，已据情照会租界领袖德总领事并法总领事查明饬知，暨函知正副律法官一体备案矣，仰即知照，缴，等因奉此。合行录批谕知。为此，谕仰该董禀便知照。此谕。右谕山西汇业职董白云纬、范家俊准此。”

到此，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法律程序已经完成。

山西票号反抗外商侵夺和敢与正面抗衡的精神，深得舆论界称赞。《中外日报》1898年9月14日载文说：“幸票号力量较各号为大，故能齐心一力向各宪呼诉，以雪此数十年暗中之亏，以为后者百年之基。想见其办事人之毅力为不可及，其识见亦非专斤斤于目前者也。然票号如此，其类于此者，租界之上，恐尚不知凡几，其默默不言，不能向公堂一呈诉者，必其力薄而心志不齐故也。然若竟听其自然，则常此受亏安有终极，何不力诉之于官长，伺不登之于各报，以明同其此例，同受此亏，则宜同视此案办理，当亦有欣然愿从者乎！”这说明票号的民族情感和力量，胜于其他华商。

票号改行“认票又认人”的兑付制度，对于杜绝外商的坑骗行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但是执行一段后，华商尤其是上海钱庄感到不便，本来由钱庄转手向收的汇票，钱庄不能再做了，影响到钱庄的业务与利益，于是钱业董事屠成杰、谢纶辉、孙广鑫、刘秉耀等代表钱业向上海道申诉：“窃维西帮在各省开设汇兑票号，向须收到现银，或素所相信，方始出给汇票。比如天津某号所出之票汇至上海本号兑银，牌号上下相符，即使转账隔手，到期兑银，向来如此。怎奈，上年四月间，山西汇业职董以此后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如有不符即停支取，票落他人即成废纸，禀由会审委员张牧祥立案，实与商务不便，拟请恢复原案。”经上海道审议，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99年5月7日）出示，废止了“认票又认人”的汇票兑付制度。

“认票又认人”制度的确立，前后历时近一年之久，由于票号只顾及反抗外商侵夺而忽视了上海市场的规律和钱庄利益，最终被无情的废止了，但它至少说明了票号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具有反抗侵略的中华民族精神，敢于运用“山西汇业公所”力量与外商抗衡的，虽然时间不长，也是值得把这段历史书写下来的，也是值得晋商为之骄傲的。

4．货真价实，不欺童叟

“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这在很多老店、大店的店堂都能看到，是店铺对顾客的承诺。而晋商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彻底，他们虽有吝啬之称，但在这一点上却绝不打马虎眼。

经商言利，天经地义。但晋商却绝不赚昧心不义之钱，他们的发迹是靠优质的商品，公道的价格，薄利多销所致。古语说：“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仁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亲相爱，不称霸，不凌弱，故而“童叟无欺”。“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含义。

一个店铺要赢得顾客，取信于顾客，固然有诸多因素，如店堂华丽，礼貌待客，服务热情等，但最根本的是靠优质的商品和公道的价格取胜的。因为消费者是为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才来光顾的。只有物美价廉才不怕“货比三家”，也只有物美价廉才会有回头客。如果以次充好，漫天要价，顾客也只是上当一次，下次必不再来，故为商家所忌。所以山西商人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其经营最重要的原则。正是这种原则，使山西的老店、大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长期的客户，对这些客户可凭购货单送货上门，货钱不方便还可赊账。

义利相通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山西商人崇祀关羽，不仅因为关羽是山西人，主要因为关羽重义气，是义利观的典型代表，因而山西商人会馆普遍敬奉关羽，有的会馆馆名索性就叫关帝庙。山西商人的义利观，对待顾客已如上述，对待家族和同行之间亦是诚信不欺。介休县的侯氏兄弟分为两支，资财亦分拨清楚，“既而有耗减不支者，又两次混合而匀拨之”，后来因战乱，“商号折阅已甚，各房又有拮据者，乃以有余补不足，使之不相悬绝。三分三合，乡里皆传为异事”。袁嘉盛，其祖在明代自山西洪洞移居张家口为商。“嘉盛富而能仁，一夷商某来口贸易，嘉盛与之相识。康熙中，用兵厄鲁特，道阻，商欲急归，乃以资十万寄嘉盛所。且约曰：‘倘公欲营运者，启此无妨，后三年我来，但以原数归我可也。’”事后许久夷商不来，嘉盛探得夷商已死，不负朋友，如数将钱还给夷商之子。高平县在明代有个王珂，“服贾远出，抵扬子江，夜邻舟被劫。珂奋身往救，盗贼散，商船分金以谢，珂坚辞不受，一时高其义”。清代马村人王文宇，贸易直隶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惧不克自立，阴以八百金托文宇。无何东岗死，文宇教其子，将所遗金还之。完县令孔君，为立碑表其事”。凡此种种说明，尽管商人中不乏“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之人，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始终是山西商人的主流，从而造就了一支称雄商界五百余年的商人群体，为山西人赢得了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