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家政策的刺激，我国通信设施建设和通信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诞生了400多家通信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多种所有制背景的公司纷纷崛起。

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通信业出现了四大巨头，人称“巨大中华”，就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巨大中华”打破了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由“七国八制”垄断的历史，一度成了民族电信制造业的代名词，在业内名声大噪。

2019年，任正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巨大中华”的由来。

“巨大中华”这一叫法，是由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首创。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信市场呈喷发之势，本土力量应运而生，当时通信制造领域最好的几家企业分别是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吴基传取各家的头一个字串联起来，恰好是朗朗上口的“巨大中华”。于是，领导也好、媒体也好，经常会提到“巨大中华”，具有强大的中国之意，并以此来代表民族通信制造业的崛起。

经过几年在程控交换机领域的攻城略地，到1998年，“巨大中华”这四家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通信设备领域的标杆。华为年销售额达到89亿元，中兴41亿元，巨龙26亿元，刚成立的大唐也有9亿元。而这四家公司的利润都过了亿。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当时四家公司差距不大。

“巨大中华”崛起后，抓住国内“农话”的发展契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当时国外厂商低估了中国农村的市场，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利润太小，拓展农村市场利润空间不大，因此只盯着城市的大单。在“巨大中华”的带领下，国内企业抓住这一空隙，迅速收复“失地”。

在这四家公司中，只有华为是民营企业，其他三家都是国有企业。但不同的是，中兴不仅是上市公司，而且采取了国有民营的运作机制。大唐也是上市公司。

从规模和效益看，“巨大中华”四家公司刚好是倒着排的。或许是巧合，发展较慢的“巨大”两家都在北京，而发展较快的“中华”两家都在深圳。北方的“巨大”没有跑过南方的“中华”。

从成立的时间上看，中兴和华为要远远早于巨龙和大唐，但实际上，论政策资源和技术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位于北京的巨龙和大唐都优于位于深圳的中兴和华为。成立于1995年的巨龙由数家国有企业发起，目的是推动中国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HJD04-ISDN（以下简称“04机”）的产业化。04机早在1991年由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究人员邬江兴主持研发成功，基本上代表了早期中国交换机领域的最高成就。

大唐尽管于1998年才正式成立，但其前身是1993年从邮电科学院分拆出来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40多年的历史，技术实力雄厚，国家也给予了它最大的扶持，在成立当年的10月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中兴虽然有国有企业的背景，但是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资金投入。华为则是“巨大中华”中唯一的私营企业。因此，中兴和华为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另外，两家企业的创始人侯为贵和任正非都没有通信行业的经验，在技术方面更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源。

最先退出战场的是巨龙。1998年，华为销售额为89亿元，中兴超过40亿元，巨龙超过30亿元，规模最小的大唐是9亿元，4家企业的利润均在亿元以上，其中，巨龙的04机已经占到全国网上运行总量的1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四大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考虑到成立时间的问题，以及潜在的资源优势，仍然可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阵营。

然而3年后的2001年，华为的销售额已经增长到255亿元，利润超过20亿元；中兴的销售额达到140多亿元，利润5.7亿元；大唐销售额20.5亿元，利润3600万元，而巨龙的销售额只有3亿～4亿元，亏损9000万元。此时，排第一的华为与巨龙的营收差距已由1998年的不到3倍扩大到60多倍，差距已经非常明显。

到2002年以后，国内通信市场已经难觅巨龙的身影，有关人士透露，巨龙仅靠前些年的海外订单维持生存。尽管中国普天集团（其前身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邮电工业总公司也是巨龙的大股东之一）曾分别于1996年、1999年（2次）、2000年4次重组巨龙，人们也曾寄希望于中国普天能让巨龙重现往日的辉煌，但结果中国普天自身也是业绩不佳，经营状况日趋严峻。

巨龙的败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巨龙研制出04机后，过于急功近利，在生产布局上犯了短视的错误。

大唐的情况比巨龙稍好，甚至当时凭借TD-SCDMA（电信联盟关于3G的3大标准之一，知识产权为大唐所有，但尚未产业化。其他两大标准为WCDMA和CDMA2000）可望在3G领域一显身手，但是由于它起步比中兴和华为晚10年以上，在规模上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增长乏力，后劲不足，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1998年时大唐的销售额约为华为的10%，中兴的22.5%；2001年时，其销售额约为华为的8%，中兴的15%。到2003年时，大唐的销售额仅为华为的6%，中兴的8%。而且，在中兴和华为的优势领域如移动、数据、光通信，大唐几乎没有作为，仅仅靠微电子和TD-SCDMA获得一些增量收入，其未来则完全视TD-SCDMA的产业化进展而定，过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前景堪忧。

时光荏苒，大浪无情。中国通信业走到今天，经历无数风雨，曾经的“巨大中华”借时代的力量壮大，如今巨龙，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大唐已在竞争中遭受重创，只有华为和中兴在市场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壮大。

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兴和华为转战海外，一路挥戈，脱颖而出，逐步将巨龙和大唐远远甩在了身后。

让我们记住“巨大中华”这4家通信设备企业的创始人：巨龙创始人是邬江兴，曾被称作通信行业的“民族英雄”“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大唐电信创始人是周寰；中兴公司的创始人侯为贵，是航天部下属企业691厂原技术干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退伍军人。

后来的20多年中，这4个男人在中国和世界的电信界演绎了无数曲折的、过山车式的、激**人心的商业和人生的悲喜剧。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和他们所创立的企业，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肩负着某种使命，即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建功立业，在不远的未来向国际行业巨头发起挑战！

这是一代人的宿命。“巨大中华”这4家通信设备企业的掌门人都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厚重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理想主义、使命感、道德感、领袖欲与奉献精神集于一身。他们是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内心中总是燃烧着火焰，充满着躁动，以及对固有环境的反叛。所以，每当时代给予他们一丁点儿的机会，他们都会选择挑战，哪怕胜算并不是很大。

华为能够从国内外强大的竞争对手之中异军突起，有人说靠的是客户关系和价格优势。有趣的是，1994年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曾经提到，“在当时产品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我们承受了较大的价格压力，但我们真诚为用户服务的心一定会感动上帝，一定会让上帝理解物有所值，逐步地缓解我们的困难。”所以，如果当时让任正非来总结华为能够突围的原因，他一定会说是因为华为身上的狼性文化——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以及群体的奋斗。

华为能够从“巨大中华”中脱颖而出，并超越竞争对手，成功登顶，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今天的辉煌，基于过去的苦难和以用户为导向，长期坚持研发高投入。

【故事点评】

胜者为王是丛林法则。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门口，刚刚出生不久的牛犊们——几百家电信设备企业，以各自为战的方式展开了与“大象”们的血腥竞争。“巨大中华”的成长，正是奠基于数百家中小企业被“大象”踩死的累累白骨之上。到后来，曾经冲在最前面的“功勋企业”巨龙也倒下了。

短短30余年，市场上不折不扣地上演了一部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中国电信史——它既是一部中国电信基础网络的成长、扩张、升级史，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外企业之间充分自由竞争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中国企业在市场化环境下的成长、变迁史。

从“巨大中华”到“中华”，昔日中国电信设备巨头的变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启示。有人说，中国电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因为在中国电信市场启动之初，就已能够看到所有的国际电信巨头的身影。从“七国八制”圈地上争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到今天正在开启的5G大幕中，中兴、华为已然获得相对强大的话语权，“中华”上演的后来居上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公司与跨国巨头边学习边竞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