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创办华为以来，任正非很少参加什么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也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曾经在华为官网上甚至连任正非的个人照片都找不到一张。

2013年11月，任正非出访法国，首次在法国媒体面前公开亮相。任正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我不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聪明的话，就不会从事电信行业。如果我去养猪的话，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因为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竞争很惨烈，不努力就要落后，甚至死亡。

网络媒体在描写我时，都想把我神话了，说我小学成绩好、大学有理想、当兵想做将军、创办华为要称霸世界……

这些都是媒体凭空杜撰的，其实我并不聪明，我读初二以前很贪玩，成绩并不好，父母管不住我。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每次放学都牵着我的手回家，途中告诉我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那时候我没有感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

我创业是很艰险的，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刚从军队出来，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

2000年前，我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亚芳董事长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

我创业时没有什么理想，更没有“称霸世界”的雄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我也许是无能才这么开放。我当兵时，也不算优秀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得不到重用。我没有想过要当将军这件事，当年做出成绩后，我曾梦想过部队能给我一个中校军衔，结果大裁军让我的梦想破灭了。所以，我重新再做一个梦时，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伟大的梦想，我们是走过非常崎岖的道路以后，才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我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

小时候家里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

我父母都是教师，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们的教育上付出非常大。

面对记者的提问，任正非还一再表示，“我不是一个低调的人，我不接受媒体采访，外界总是说我低调、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故意隐藏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不敢张扬。在华为公司，真正聪明的、伟大的、值得讴歌的是十几万华为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黏合起来。”

在谈到当时为什么选择做通信行业时，任正非坦言：“那个时候就是错误地认为电信是个大产业，容易做，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行业了。进入电信行业之后才知道电信行业门槛很高，投入很大，风险很高，竞争很激烈，很难做，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来说是很残酷的。但是后来我们退不出来了，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

他还表示，“其实，近十来年，华为才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前列，但不是世界第一，‘第一’是社会上给华为编造的。”

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采访中记者提及任正非被外界视为中国的乔布斯。对此，任正非回答：“我不是乔布斯，因为乔布斯对人类贡献非常大，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而且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所以我不能叫中国乔布斯，这不是谦虚，是真心不认为自己伟大。”

任正非还告诫创业者：创业时不熟不做。如果不了解一个行业，第一要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去了解这一行业，在相关的公司用心工作积累实践经验；如果要进入生产和研发领域，那么最好从代理其他品牌的产品销售开始，掌握销售渠道后再进入生产环节。在创业之初，创业者要在创业领域的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关键环节做到一精多通，才能大幅度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故事点评】

很多人认为任正非低调的表现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他自己并不这样看。“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任正非说过“请不要神化我”，“我不认为自己伟大”，“我不是民族英雄”，“也没有称霸世界的雄心”。任正非不愧是中国企业家的典范，他从不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也不愿被审视，不屑被争论，更不愿意做一些沽名钓誉的表面文章。在他看来，华为所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都是全体员工共同奋斗取得的，他只是公司的一位文化教员。人感知到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朴素的任正非，撑起了华为的一片天，他表现出的不卑不亢、平和谦卑的态度非常值得赞许。

笔者观察华为已有23年了，如果分析任正非与媒体沟通的轨迹，可以发现他接受媒体采访几乎都是在公司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目的就是通过媒体进行呼救和危机公关。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的掌舵人，任正非的低调是策略，高调则一定有重要的战略性目的。在这点上，他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偏好和陈规，“低调内敛”也许是他极其务实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