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谓散文，包括（1）自东周至西汉，（2）自汉中叶至今的文字，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又拣出哪一部分，作为学习的基本呢？于此，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听见人说，“学校里的国文成绩不如私塾”这句话，固然由于守旧的人，故意把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压低，把私塾的国文成绩抬高，然平心而论，亦不能不承认其含有几分真实性；详言之，则学校国文的成绩劣于私塾是事实，不过其优劣之相去，不如此等人所言之甚而已。

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单就国文一科而论，这自然是事实，但是各科的成绩，是相贯并通的，决不能说别种科目的学习，于国文毫无裨益，若合各种科目而论，学校的肄习时间，断不会较私塾为少，所以以文字的高古而论，学校学生是应当逊于私塾学生的，因其所读者多非古书，以识力的充足，理路的清楚而论，学校学生成绩该在私塾学生之上，因其所肄习者多而且真实，然而并不能然。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其内容的贫窘，思想的浮浅和杂乱，形式上则并非不古而实系不通，是无可讳言的。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我以为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现在的风气，作事浮而不实；次之则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再次之，则由于现在的教授国文，不得其法。前两端系另一问题，现在且论第三端。

最为荒谬之论，是把所谓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须知天下只有可分清楚的理论，没有可分清楚的事实。文章是变相的说话，文章做得好，就是话说得好，天下有哪一种说话，能完全和实用离开的？又有哪一种话，完全不须说得好的？所以把应用文和美术文分开，根本是没有懂得文学。所以无论何种文学，苟其是好的，一定是有美的性质，其美的程度的高下，即以所含美的成分的多少为衡，绝不与其文字的内容相涉。这是第一步要明白的道理。

所谓美者，其条件果如何呢？具体言之，则其条件有二，一为势力之深厚，一为音调之和谐。何谓势力？凡说话，都是要刺激起人的想象的，刺激人的力量而强，则谓之势力深厚，刺激人的力量而弱，则谓之势力浅薄。何谓音调？音调就是说话的调儿，文章虽与说话分离，然在根本上始终是一种说话，所以亦必有其调儿。我们通常阅看文字，自己以为没有念，其实无不默诵的；不过其声至微，连自己也不觉得罢了。惟其如此，所以写在纸上的文章，不能没有调儿，如其没有，则大之可以不通，即使人不知其意，小之亦可以不顺，使人欲了解其意非常困难，而且多少有些扞格，此系音调所需的最小限度。若扩而充之，则文章的美术性，要以音调一端为最高尚。凡研究文字，而欲了解其美的，若于音调方面，不能了解，总不算得真懂；若在这一方面，能有真确的了解，别一方面断无不了解之理。因为这是文学最精微而又最难了解的一方面。文章之美，在于势力音调两端，这亦是从理论上分析之论，事实上，断不能将一篇文字，分开了，专领略其势力方面或音调方面的，事实上之所谓美，乃是势力音调的总和。合此诸总和的具体相而言之，则曰神气。这里所用的神气两字，并无深意，就和俗话中所用的神气两字一般，即合诸条件所成之具体相。此相固系合诸条件而成，然断非此诸条件之总和。譬如一个人的相，固系合其五官、四肢、言语、举止等而成。然我们认识一个人，断非就此诸端，而一一加以辨认，乃系看此诸端所合成的总相。所以一个熟人，远远走来，五官四肢，尚未辨别得清楚，我们早已认识他是谁了。因为所看的只是他的神气。文章神气的认识，其义亦系如此。这看似极模糊，实则极正确，而以认识而论，亦是较难的。文字的好坏，亦即判之于此。正如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判之于其风度一般。

文章是有个性的，天下断没有两个人的个性是相同的，因亦没有两个人的语言是相同的。文章就是语言，自然各个人的文章神气各不相同了。神气有好的，有坏的，有显著的，有隐晦的。大抵好的文章，其神气总是特别显著，这是各事都如此。譬如不会写字，笔笔描画的人，往往所写的字，极其相像，几于不能辨别，书家决没有如此的。文章亦然，文章的批评究竟有公道呢还是没有？我说，短时期之内是没有，长时期之内是有的。批评之权，本该操之内行之手，但在短时期之内，往往（1）内行的人，并未开口；（2）或虽开口，而未为人所重视；（3）或为他种不正的势力所压。所以作品并无价值，而誉满一时的人很多，此事今古皆然。但在较长时间之内，内行的人，不会始终不开口，苟无别种势力相压，自必为人所重视，而时异势殊，不正当的势力，也总要消散的。所以文章的好坏，历久必有定论。

这种历久受人重视的文章，昔人称为名家、大家，而名家、大家，二者又略有区别。名家是神气极好，然尚不免模仿他人，未能自求一格的；大家则不然。一个大家，必有一个大家特别的面目，毫不与人雷同。所以大家是个性极显著的，名家则未免模仿。名家既系模仿大家，其面目当然可与大家相像。同学一个大家的名家，彼此亦可相像。其实要学名家，径学其所自出的大家好了，即在诸名家之中，亦任择一人皆可学，不必专于一家。大家则不然，他的神气既是独特的，再无人与之相像；其由模仿而得到的，则总不如他的完全，也总不如他的显著；要学文章的人，自以从此致力为宜，所以大家遂成为研究的中心。

学文章与学科学不同，学科学入手所肄习的材料，必取最新之说，学文章则必取这几个大家，即所谓家弦户诵之文，向来肄习国文，即系如此。虽然向来教授国文的人未必都好，然其所取的材料，确是不错的。近来国文的选材，则漫无标准，从最古的书，直至于现代人的作品，而文体亦各种都备。推其意（1）在取人的齐备，以为可以见得各家的作风，（2）在取体制的齐备，以为各种文章，都可以有些懂，（3）在取其内容，以为于教育上有价值。其实各科各有目的，根本不应因副作用而牺牲正主义。至于文章的体制，则各有渊源，非多读古书，明于义例，断难真实了解；断非每种体制，各看一两篇，即可明白。至于作家，则与其将研究之功分散于许多人，不如集中于少数人，由前文所言，已经很可明白了。所以肄习国文，所取的材料，非大为改变不可。

然则在先秦西汉，以及唐以后的文章中，该拣出哪一部分来，以为研究的基本呢？案文章有各种样子，又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体裁，一种是个性。

何谓体裁？如《卦辞》《爻辞》，是《易》独有的文体；后人所谓“训诰体”，是《书经》独有的文体；所谓“春秋笔法”，是《春秋》独有的文体。此种差异的起源，乃由古代执笔记事的人，彼此各不相谋，所以各自有其特殊的体制（此种特殊的文体，是各适于其所要记的事，后世倘仍有此等需要，其体制自相沿不废，如其无之，亦即废而不用。譬如《易经》卦、爻辞的体制，除了扬子云等要作《大玄》以拟《易》的人，再没有人去模仿他了。又如《诗经》，后世更无人仿之以作诗，却仿之以作箴铭等韵文，则因某方面的需要，已经消灭，而某方面仍存在之故）。在后世就不然了。文化广被，各种文章的体制，执笔的人，都是看见过的；而其所作的文章，关涉的范围亦广，非如古代的卜人、筮人，只要作繇辞；记事的史官，只要作《春秋》一类的文辞；记言的史官，只要作《尚书》一类的文辞。

于是文辞的体制，不复足为其形式同异的标准，而其判然不同的，乃在于作者的个性(古代的文字，内容实甚简单，所以发挥不出个性来，到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个性即因之显著了。此与说一两句平庸刻板的话，看不出其人的神气，为一小时的讲演，则讲演者个性毕露，正是一理），从东周以后就渐渐入于这种境界了。现在所流传，从东周至西汉的文章，既非纯粹口语，亦非与口语相离甚远的文言，大抵如今浅近文言，或文言化的白话（避去极俗的话，在当时谓之“尔雅”，此亦文字渐与前人之文接近，而与当时人的口语相离的一种原因）。此等文字，较经意着力的，很能显出个性；其随笔抒写，简单而不甚经意的，则各人的面貌相同（此在现代亦然，如任何文学家，使作寻常应用之文，亦与寻常人同）。如刘子政《谏起昌陵疏》《谏外家封事》，都有其特殊的面目，和他家的文章，不能相混。而《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和他人的文章，并无区别，即其最好的例（古人之文，不必自作，大抵直录前人之辞，此亦多数古书，面目雷同的一大原因。如《新序》《说苑》《列女传》多有与《韩诗外传》相同的，可见其文既非韩婴所作，亦非刘向所作）。我们的研究，自然是要集中于几种在体制上、在神气上，都有其特殊的样子的。在先秦西汉时期，为几部重要的经、子和《史》《汉》（西汉时代诸大家的作品，大抵包括此两书中，而司马迁、班固，亦各自为一大家）。自唐以后，则普通以韩、柳、欧、三苏、曾、王为八大家之说，我以为颇可采取的。八大家之说，始于茅鹿门。茅鹿门固然不是我们所能十分满意的人，然在唐宋诸作家之中，独提出此八家，则大致尚算不错。试看后来，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称为最佳的选本，然所选的唐以后的文章，百分之九十几，亦是此八家的作品，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