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使用与幸福感

近年来，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是在学术文献中，而且还在新闻报道和政治辩论或政府报告中。那么，什么是幸福或幸福感呢？有学者（罗扬眉，2014）认为，幸福感是对生活的总体满意感，幸福的个体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和较少的消极情感体验。那么，互联网的出现，网络的使用会对我们的幸福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项对老年人的研究（Berkowsky，2015）发现，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比不使用者有着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更高的幸福感，而社会整合和社会支持在网络使用和心理健康（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互联网的使用让老年人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从而让他们心理更健康，感觉更幸福。有研究者（Chen，2012）把大学生分成高心理幸福感组、正常组、较低组和非常低组四类，结果发现，心理幸福感与在线娱乐、性别无关，较高的问题互联网使用会增加较低心理幸福感的可能性，减少高心理幸福感的可能性。而在高心理幸福感组的被试更可能有较高的以社交为目的的网络资源的使用，低幸福感组则不会。而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Li，Shi，& Dang，2014）也发现，网络交往满足了心理需要，可以促进个体的社会自我效能感，让个体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心理需求满足的在线交流也会影响个体的“羞怯”状态，这将降低他们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从而导致更低的主观幸福感。而中国女大学生从心理需要满足的网络交往中获得的社会自我效能感更低，所以与男生相比，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还有研究（Kang，2007；Shaw & Gant，2002；Kraut et al.，2002）发现，网络聊天会减少孤独感和抑郁，增加幸福感，以及提高社会支持和自尊。而更多的互联网使用会导致更好的沟通和更多的社会参与，从而增强幸福感。

互联网不再是只有少数人使用的一种先进技术，它已经成为用户从专业程序员到休闲冲浪者和儿童的一个普遍工具。一般的调查数据都是关于互联网使用的广泛模式，而对互联网的具体使用、个体人格维度、情绪变量或社交互动之间的关系却知道得很少。有研究（Mitchell et al.，2011）就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具体类型，包括游戏和娱乐使用，能够预测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内向和幸福感，恶作剧相关活动的互联网使用（不付款下载、欺诈、窥探等）与低水平的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相关。而申琦、廖圣清和秦悦（2014）对上海大学生的网络使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复杂的影响。其中，电脑上网获取信息正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电脑上网娱乐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手机上网交友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而网络使用（电脑网络和手机网络使用的时间、频次）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没有预测作用。

但是，李桂颖、周宗奎和平凡（2012）的研究结果则与此不同，他们发现：网络幸福感和网络使用偏好类型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与休闲娱乐偏好的相关最高；休闲娱乐偏好对网络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游戏偏好对网络幸福感中的便利感、活力感、自由感因子有预测作用。

结果不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幸福感”虽然都是幸福感的一种，但是其内涵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与网络使用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网络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特别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网络使用正向或负向影响幸福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多的中介或调解变量，还需要以后更多的研究来加以验证。

拓展阅读

到底什么是幸福？

到底什么是幸福？在心理学中有两个关于幸福的概念：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指标，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特点，包括生活满意程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个方面。

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人潜能的实现，是一种不仅仅获得快乐，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研究者（Ryff et al.，1995）提出自主性、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生活目标、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作为心理幸福感的指标。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主观幸福感的哲学基础是快乐论，心理幸福感的哲学基础是实现论。因此，对幸福感理解存在分歧，从主观幸福感来看，快乐就是幸福，而实现论者更为关注自我实现与人生意义。主观幸福感把快乐定义为幸福，具体来说就是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和更高的生活满意。而心理幸福感研究者认为，幸福不能等同于快乐，应该从人的发展、自我实现与人生意义角度进行理解，幸福感是人们与真实的自我协调一致，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是自主、能力、关系需要的满足。

此外，两者的研究模式，即对幸福感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研究起点等也存在着差异。就评价指标而言，主观幸福感包括三个经典的评价指标，即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总体的生活满意感；心理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等一系列维度。在评价标准方面，主观幸福感以个人主观的标准来评定其幸福状态，包括自我的情感体验及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心理幸福感则基于心理学家的价值体系，以客观的标准来评定个人的幸福。研究起点方面，主观幸福感从经验研究出发，注重实证经验和操作研究；心理幸福感则重视理论依据与理论架构，从理论出发探索幸福，因此其理论指导性更强。

二、社交媒介与幸福感

（一）青少年社交媒介使用与幸福感

幸福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抽象的、完全个性化的概念，其含义似乎在不断变化。因此，很难来操作化和测量幸福感。但无论如何测量，社交媒介和幸福感之间似乎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研究者（Wang & Wang，2011）对网络交往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发现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且男生从网络交往中获得的益处要比女生多。还有研究者（Apaolaza，Hartmann，Medina，Barrutia，& Echebarria，2013）研究了西班牙青少年使用西班牙社交网站Tuenti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并探讨了自尊和孤独感的作用。结果发现，青少年使用Tuenti的强度与社交网站上的社交程度呈正相关，而在Tuenti上的社交与青少年感知到的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自尊、孤独感这两个中介变量来间接实现的。而对社交网站（Friendster、我的空间）与青少年的幸福感和社会自尊的研究（Valkenburg et al.，2006）也发现，青少年使用这些网站的频率对社会自尊、幸福感有着间接的影响。社交网站的朋友数量、青少年收到的关于他们个人资料反馈的频率和语气（积极或消极）都会影响幸福感。对资料积极的反馈会增强青少年的社会自尊和幸福感，消极的反馈则会减少社会自尊和幸福感。

由此可见，社交媒介的使用与青少年的幸福感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两者的关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二）大学生社交媒介使用与幸福感

大学生是社交媒介使用非常频繁的一个群体，社交媒介的使用又会给这个群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的研究就发现，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无法预测个体感知的社会资本和心理幸福感（Guo，Li，& Ito，2014）。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会根据它的服务功能而不同。社交网站被用于社交和信息功能，会提高个体感知弥合社会资本和感知生活满意度的水平，而社交网站被用于娱乐休闲功能，则无法预测感知的社会资本，但会增加个体孤独感的水平。所以，该研究认为个体用社交网站来随时获得信息和联系，有益于他们社交网络的构建和心理幸福感。

但是，对在美国的韩国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却发现，与其他被试相比，使用脸谱网的学生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和更高程度的心理幸福感。而传统社交网站的使用则与文化适应压力正相关。但其中个体差异，如人格、在美国的时间长短、学业成就压力和英语能力等，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Park，Song，& Lee，2014）。

而杨洋（2012）则考察了大学生校园社交网站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校园社交网站使用与幸福感水平呈正相关，可以通过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交网站的使用程度、扩大网络人际圈、增加自我信息暴露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水平。

（三）普通网民社交媒介使用与幸福感

对普通网民的研究发现，孤独感会对幸福感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但对自我表露却有着积极的影响（Lee，Noh，& Koo，2013）。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幸福感，社会支持在自我表露和幸福感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该结果意味着，即使孤独的人幸福感很差，他们的幸福感也可以通过使用社交网站而提高，包括自我表现和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研究者（Nabi，Prestin，& So，2013）还认为人际社会支持会影响压力水平，进而影响躯体疾病的程度和心理幸福感。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脸谱网的好友数量会让用户知觉到更强的社会支持，从而会减轻压力，并与较少的躯体疾病和更大的幸福感相关。梁栋青（2011）也发现，网络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社交媒介使用、面对面沟通、社交孤立、连通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Ahn & Shin，2013）表明，连通性，在社交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另一方面，连通性和避免社交孤立在面对面沟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也起中介作用。网络真实性对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会产生积极的纵向影响。社交网站使用的有益影响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平等获得，幸福感水平低的被试更不太可能感受到社交网站上的真实性，并从真实性中受益（Reinecke & Trepte，2014）。

但是，也有一批研究者认为缺乏非语言线索和身体接触是网络交往中的潜在问题。这些研究者认为，在线互动无法提供足够的与个人有关的深度或情感支持，导致幸福感的整体减少（Green et al.，2005）。研究者（Best，Manktelow，& Taylor，2014）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后发现，使用社交媒介的好处主要是增加自尊、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安全自我认同和更多的自我表露机会，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伤害曝光、社会孤立、抑郁和网络欺凌。但是，大多数研究认为在线社交技术对青少年的幸福感有混合影响或无影响。而基于2010年发表在瑞典日报网上的文章进行的研究（Garcia & Sikstr?m，2013），比较了包含“幸福”这个词的文章和不包含这个词的文章，哪些词最常见。结果发现，让人们感到幸福的东西不是物质的，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介的使用与幸福感之间是积极的、正向的关系，适度的使用社交媒介会提高使用者的幸福感。当然，社交媒介的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网络成瘾与幸福感

互联网是一个技术工具，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每天都有较快的增长。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成瘾或过度的网络使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过度的网络使用又会对使用者的幸福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研究（刘文俐，周世杰，2014）发现，网络过度使用大学生比正常大学生表现出更消极的生理后果、行为后果、经济后果、心理—社会后果，对生活更不满意、更容易感受消极情感，其幸福感更低。网络成瘾与总体幸福感呈负相关，即网络成瘾越严重总体幸福感就会越低，成瘾者总体幸福感低于非成瘾者（宋建根等，2014）。而过度的网络使用也会对面对面交流产生负面影响，它减少了花在与朋友和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心理幸福感（Kraut et al.，1998）。还有研究者（Akin，2012）发现，网络成瘾能够负向预测主观生命力和主观幸福感，而主观生命力在网络成瘾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研究（?ardak，2013）也发现，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越高心理幸福感越低，网络成瘾负向影响心理幸福感。

对高社交焦虑的个体进行的研究发现，与社交焦虑较低的个体相比，社交焦虑高的个体报告当他们进行网络社交时有更高的舒适感和自我表露。但是，频繁进行网络交往的个体，他们的社交焦虑与低生活质量和高抑郁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社交焦虑的个体使用网络交往代替面对面的交往，但是，频繁的网络交往使他们的幸福感更低（Weidman et al.，2012）。这也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人，也无论是哪种网络使用，只要是过度的使用都会令用户的幸福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