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模型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分析计算机传播中的社会影响效应，但随着计算机传播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研究者发现其实SIDE可以被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社会心理过程。这一节里，我们探讨SIDE模型的一些延伸效应，并应用其来解释互联网上最为核心的群体间效应。权力与地位是群体心理学中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SIDE模型最初与网络心理学的重要交叉点。斯皮尔首先研究了网络对群体间权力地位的效应，又结合性别对群体间地位的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探讨了线上集体行动。

一、网络社会认同中的权力与地位

集体行动是弱势群体抵抗强势群体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CMC的特点，以及它同集体行动之间的一些基本关系。首先，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人在场并参与行动，这是因为个体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影响，获得力量。然而，在CMC环境中个体的身体是分隔开的，这样他们之间就无法互相支持，就会产生脆弱感。不仅如此，由于CMC环境下更容易被监控，因此这种脆弱感会更加强烈。然而另外一方面，CMC环境也为弱势群体抵抗强势群体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因为网络不仅可以让群体内成员更容易互相联系，在网络舆论上支持对方，还可以让地理上相隔千里的群体内成员迅速组织起来快速行动（Postmes & Brunsting，2002）。很明显，CMC既能够对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产生负面影响（隔离与脆弱感），也能够对其产生正面影响（更强的联系与连通性）。那么，哪一种效应在CMC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呢？

斯皮尔等人通过两个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Spear，Lea，Postmes，& Wolbert，2011）。斯皮尔首先修改了赖歇尔和勒温（Reicher，& Levine，1994）的实验范式，评估计算机网络是否是传递社会支持的一个有效媒介，它的效果同生活中其他人在场的支持效果相比如何？该实验范式假定，学生的有些行为符合学生的群体规范但会受到老师惩罚，如打小抄，而有些行为既符合学生的群体规范，也不违背老师的要求，如学生聚会。在实验中老师是强势的外群体，而学生是弱势的内群体。实验中，学生3人一组对给予的话题进行讨论，话题主要是能够引起心理系学生群体规范的话题，如奖学金、学习成绩、参加社会活动等。通过对这些话题进行讨论，学生可以表达对内群体和外群体规则的认同和不满。讨论后，学生需要填写4个量表，包括社会支持量表、被教师惩罚的不符合学生规范量表、被教师惩罚的符合学生规范的量表、被教师接受的符合学生规范的量表。斯皮尔采用的是一个2×2双因素实验设计。第一个因素是计算机通信的有无，第二个因素是是否可以看到内群体的其他成员。实验房间中有3台联网的计算机和一个文字交流的会议系统。在不可见的情况下，个体被一块2米高的木板隔开，互相看不见，在有计算机通信的情况下，个体在会议系统上跟其他成员交流，在没有计算机通信的情况下，个体单独思考该话题，不能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最后的结果显示，计算机通信能够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在有计算机通信的情况下，个体在教师惩罚但符合学生群体规范量表上的得分显著较高。同时，可以看到其他成员这个维度上并没有对群体内社会支持产生显著影响。

斯皮尔随后又进行了一个单因素实验，这次所有的被试都被隔离开来，不在同一个房间。实验开始前，主试告诉被试，实验的目的是考察学生的生活态度。试验第一阶段，被试通过计算机在网上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大规模考试和长时间参加实验做被试这两个主要问题和其他一些干扰项。在讨论时，所有被试收到的都是其他讨论成员虚构的讨论反馈，这些反馈都是反对考试，认为参加实验做被试没用，讨论中个人身份是保密的。接着进入实验第二阶段，被试需要填写一份问卷，问卷上需要写上名字，主试告诉被试可以根据问卷进行讨论。结果显示，在网上得到支持的实验组更可能去批评这项学校政策。这两个实验证明了计算机网络能够通过传播弱势群体内的社会支持来反抗强势外群体，即使是在个体互相隔离的情况下，该效应依然显著。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宣称互联网是一种可以缩小线下权力与地位差距的工具呢？根据SIDE的认知维度 （Postmes，Spear，& Lea，1998），互联网不仅不会将个体从所属的社会群体中解放出来，反而会让个体更加遵从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规则。根据第二节内群体与外群体效应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特别是匿名情形下的互联网，会让个体更加遵守群体规范，会让群体间的界限更加清晰，更加明朗。因此，以下这些说法是不对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地位在线上更平等了！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差异在线上大大缩小了！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利用网络操控虚拟身份，把自己从较低社会阶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污名中解放出来！

二、网络社会认同中的性别与地位

长期以来，性别都从属于地位：女性弱势，男性统治。那么，互联网的出现能否改变这一情况呢？女性的权利是否会被解放出来呢？女性在互联网上是否会变得更加自信呢？斯皮尔、里尔和波斯特美根据SIDE模型的认知和策略维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认知维度上，斯皮尔等人认为男女性别地位的差距在互联网上依然存在，没有发生改变，这同SIDE模型之前讲到的效应相符。斯皮尔等人通过两个重要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第一个实验是一个三因素实验设计，第一个因素是性别是否可知，通过赋予被试诸如“男性2号”“女性11号”这样的网名，让一半被试的性别可知；第二个因素是个人信息是否可知，主试会提供一半被试的个人档案资料，但没有任何视觉信息（没有照片）；第三个因素是讨论主题，一半的讨论主题是女性擅长的（个人关系和情感），一半的主题则是男性擅长的（计算机，政治等）。实验结果证实了SIDE模型的预期，当个体性别可知，但没有个人信息，讨论主题是男性擅长时，男性在讨论中表现出了最高的统治地位。但是，当主题换做女性擅长时，效应发生了翻转。这说明匿名网络环境对改变性别地位差异没有什么帮助。

在现今的网络环境下，很多网络交流工具都能够看到对方。包括Skype和一些智能手机都能够提供即时视频通信服务。第一个实验虽然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但是实验被试之间都不能看到对方。视频通信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性别信息，还能提供丰富的个体信息。那么，在视频通信的情况下，网络地位差距是否会缩小呢？根据SIDE，当性别信息更加丰富时，社会分类效果应该更加显著。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斯皮尔等人就此开展了第二个实验。这是一个双因素实验。他们分别从英国和荷兰召集2个被试（共4人，这里需要说明荷兰人与英国人长相没有什么区别），两组被试都是男女各1人。第一个实验因素就是视频通信对文字通信，一半的实验情况下采用视频通信，另一半采用文字通信。第二个因素是话题，一半的话题是国家相关（“大家都说英国菜难吃是有道理的”），一半的话题是性别相关（“女性有了解他人想法的特长，因此同男性相比是更好的领导者”“电视节目中的体育节目过多了”）。通过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对方可以很容易识别出性别与国别。实验结果表明，在性别可识别的讨论中，如果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群体凝聚性会得到提升；然而在国别可识别的讨论中，不可以看到对方的情形才能提升群体凝聚力。这就说明，当视频能够提供更多社会分类信息时，视频通信才能够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吸引力，反之，则不可。总的来说，这两个实验验证了SIDE模型的预期，网络不能消除性别分化，相反，在网络上如果出现照片或视频，男女之间的性别地位差异更会得到加强。另外，通过性别这个社会分类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推断种族、年龄在网络上具有同样的效应。

网络虽然不能消除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异，但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可以操控自己身份形象的工具。根据SIDE的策略维度，在网络上，女性可以隐匿自己的性别，甚至使用中性、男性性别来避免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策略很重要。在很多网络论坛上，男性在讨论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你在讨论中透露出你是女性，那么你的声音就不会被重视，甚至被忽略。斯皮尔等人对此做了个实验想要证明女性在网络上“改变性别”的行为。在实验中，被试（男女）需要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内，在网络聊天室上同其他人进行讨论。在每次讨论前，他们需要选择一个头像来代表自己。讨论分成很多话题，每次讨论前，被试都需要选择一个不同的头像。讨论中，他们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头像。头像库中的12个头像是按照性别进行设计，从非常男性（如超人）到非常女性。结果表明，女性会根据讨论话题的不同来选择头像：当话题是男性专长时，她们会选择中性或男性头像，当话题是女性专长时，她们会重新选择女性头像。然而，对于男性，无论是什么话题，他们都会选择男性头像。这个结果说明女性会利用网络匿名的特性来保护自己，回避女性的弱势地位。但是，从女性整体的层面上来讲，这种做法可能会让女性整体上在网络世界里更加边缘化。

三、社会认同与线上集体行动

自从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集体行动成了网络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斯皮尔在2015年刚刚出版的《传播技术心理学手册》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SIDE模型在本章中的最后一个理论关注点。现代很多人都认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专制国家通过革命性的集体行动实现民主化。虽然乍一看觉得挺对，但是稍作思索却发现事实远非那么简单。就拿2011年的伦敦街头骚乱和阿拉伯之春来说，这两起事件中大家都想当然地觉得社交媒体在群众动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若是仔细追究起来，却发现很难确认它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大家只是觉得骚乱的起因是通信技术过于发达普及，从而促进了群众动员和动乱组织 （Anderson，2011；Bohannon，2012）。但事实确实如此吗？在伦敦街头骚乱中，起初人们猜测暴乱是通过推特和脸谱网进行组织的，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证伪 （Postmes，van Bezouw，T?uber，& Van de Sande，2013）。同样，在埃及动乱中，由于政府即时关停了互联网和短信服务，运动中后期的群众动员也极不可能是通过社交媒体完成的（Dunn，2011）。那么互联网在现今世界的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分析互联网工具在当代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布伦斯丁与波斯特美对比能够预测线上与线下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因素。他们发现这些因素并没有很大不同。这就说明，互联网在当今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 （Postmes，2007；Postmes et al，2013）。

虽然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互联网对当代集体行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比尔和波斯特美认为影响集体行动的预测因素有三个：共同的社会认同，行动效能感，以及愤怒和不公平感 （Van Zomeren，Postmes，& Spears，2008）。而互联网及新通信手段则是通过影响这三个因素，来影响集体行动的，而互联网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

首先，根据SIDE的认知维度，线上传播的特征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认同感，如匿名性。近期的一个田野实验证实了SIDE的匿名效应能够预测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研究者（Chan，2010）研究了群众是如何响应教会号召进行捐款的。这是一个2×2的田野实验研究，第一个因素是群众获得通知的方式，有两种，要么通过电子邮件获得通知，也就是匿名情形，要么面对面被通知，也就是个体化情形。第二个因素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也有两个水平，一种是在通知中强调了基督教重要性，另一种没有强调。实验结果同SIDE的预测一致，在匿名情形下（电子邮件通知），加强了基督教社会认同时，人们的捐款最多。很显然，计算机通信虽然在空间上隔离，在交流中匿名，但是可以激活强身份认同，从而产生内群体服从和集体行动。另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主动性增强，个体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行动，以什么方式行动，个体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组织中的重要性在加强 （Castells，2013），与之相反，社会运动中组织机构和组织架构的重要性在下降。这场集体行动组织重心的转移，一方面，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让个人认同的表达能够决定集体行动 （Bennett & Segerberg，2012），另一方面，造成了集体行动变成了自下而上的突发现象。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个体能发动多少群众，这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利用广泛存在于个体社会网络中共同的社会认同。发生在葡萄牙2011年3月12日的一场大规模示威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任何工会组织的参与下，起初只有3人在脸谱网上发起这个运动，他们随机选择了一天，写下了他们的宣言，结果就在10个城市成功发动了30万人，这是康乃馨革命之后的最大示威。他们成功的关键就是口号中利用了当时存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个广泛存在的共同社会认同“濒危代”。

其次，社交媒体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自我效能感。通过显示“我们”有多少人，社交媒体能够改变权力关系。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没有发挥关键组织作用，但是它却让民众意识到有很多人对政府很不满。当无权力和被压制群体意识到“我们”人很多时，自我效能感就得到了有效提升。SIDE的策略研究表明，内群体之间的交流能力能够提升群体内的社会支持，并能提升自我效能感（Spears，Lea，Corneliusse，Postmes，& Ter Haar，2002）。但是，对于埃及来讲，关停互联网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这等于向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这次运动的规模让政府有些招架不住，这更加激发了底层民众的自我效能感。

最后，传播技术能够点燃或影响集体情感。有研究研究了推特在谣言传播中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集体**往往是被一个特定的能影响集体情感的事件引发。在伦敦骚乱中，警方虐待16岁女孩被认为是点燃**的导火索。关于这个事件的谣言流传了一天半（高峰时段在推特上每小时转发70次）且没有任何反驳。但是仅凭此就推断是社交媒体点燃了**的火焰似乎有些武断。因为该研究还发现，推特上比较明显的错误谣言很快就能得到平息。尽管现阶段大家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集体情绪的机制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交媒体可以对在网上表达和分享的情绪产生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