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在线互动的日益普遍，在线关系作为新的人际关系的表现形式成为诸多研究者关注的话题，那么在线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和线下人际关系一样存在一定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对个体心理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此，研究者从多个理论视角探讨了在线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机制，并对在线关系的影响后效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一、在线关系建立与发展的机制

（一）社会渗透视角

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是由欧文·阿特曼（Irvin Altman）以及达尔马·泰勒（Dalmas Taylor）提出的，该理论将人际交往分为两个维度，即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前者指人际交往或交换的范围，后者指人际交往的亲密水平。该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发展是由较窄范围的表层交往，向较广范围的密切交往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人际交往双方的社会交往（如自我表露）实现的，同时，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自我表露的形式和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际关系的发展也是交往双方从表面化沟通到亲密沟通的发展过程。换言之，自我表露的深度和广度既是亲密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关系亲密程度在人际互动行为上的具体体现。

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等互联网终端的普及，网络自我表露正在逐渐取代传统人际互动中的自我表露，成为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对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些研究者在其互联网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渗透以解释在线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研究者指出，社交网站允许用户通过共享照片、状态更新、发帖子、留言等自我表露的方式进行交流互动，且认为个体对其他用户自我表露内容的评论、点赞、转发分享就是社会交换的过程（Park，Jin，& Annie Jin，2011）。当个体对其他用户的表露内容进行相应的自我表露时，其他用户就会用更深层的自我表露予以回应，这种循序渐进的信息交换即是“社会渗透”的过程，对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网络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在线人际关系的发展必须通过自我表露这种信息交换的基本形式进行。由于网络存在匿名性、视觉线索缺失等特点，在线互动双方无法对交往对象有充分的了解，基本的人际信任更加难以建立，在线互动双方不得不通过自我表露，使他人了解自己，同时，通过浏览他人的自我表露内容了解他人，进而建立并发展在线关系。在线关系建立之初，个体倾向于以近似程度的自我表露与对方进行“信息交换”，一旦在线关系得以确立，“严格的信息交换”便较少发生了，这种近似程度的自我暴露，即渗透式的自我表露，较好地避免了“过度自我表露”给人带来的突兀感，对最初的人际关系建立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积极的网络自我表露可以促进沟通双方间的了解，增加人际信任，这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以及网络沟通的顺利进行均具有重要作用（Kisilevich，Ang，& Last，2012；Park，Jin，& Annie Jin，2011）。

（二）社会信息加工视角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Walther，1992）认为人们具有发展良性互动经验的动机，在线交流用户试图利用网络媒介提供的各种方式呈现并获取社会信息，为了弥补非语言线索的缺失，在线用户常利用内容、语言策略以及交流时间和排版线索等方式收集交流对象的信息（Antheunis，Schouten，Valkenburg，& Peter，2012）。因此，他们认为非言语线索的缺失并没有降低在线交流互动的乐趣，相反，在线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能够引起更多的合乎社会需求的交流互动（Walther，1996）。研究发现，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在线交流双方会围绕交流对象的基本信息提出更多问题，同时也会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随着在线交流次数与时间的增多，在线关系也会和线下关系一样得到相应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以网络为媒介的文本交流形式进行印象管理，并与他人建立发展人际关系（Walther，1992），但是，由于非言语线索的缺失，在线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比线下互动更多的时间。

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框架下，许多研究者对在线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在日本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者对在线约会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尽管一些在线交流的线索并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线约会双方还是会尽可能地利用网络媒介提供的各种渠道去展示个人信息，并收集在线约会对象呈现的信息，以促进关系的建立与发展（Farrer，2009），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也有研究者采用实验法对不同的在线交流形式（以电脑为媒介的文本交流、音频交流、视频交流以及面对面交流）的人际关系后效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经过为时6分钟的交流，与采用其他形式进行交流的个体相比，采用CMC的个体对交流对象的喜欢程度更低（Sprecher，2014），这一结果与另一项研究的结果相悖，麦肯纳的研究发现，经过为时20分钟的交流，采用CMC的个体对交流对象的喜欢程度与面对面交流的个体并没有显著差异（McKenna，Green，& Gleason，2002）。有研究者（Sprecher，2014）采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麦肯纳研究中较长的交流时间（20分钟）弥补了非言语线索缺失对交流互动效果的消极影响，即在时间充裕的条件下，在线交流用户能够适应以电脑为媒介的文本交流的非言语线索缺失的特点，并能够通过长时间的沟通交流弥补非言语线索缺失的劣势，获得与面对面交流同样的互动效果。

（三）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个体将通过不断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且认为减少不确定性是人际交往的核心动力（Berger & Calabrese，1975；Sunnafrank & Michael，1986）。该理论认为在最初的交往中，互不了解是交往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交往双方都会尽可能地收集与对方有关的信息，以推断对方下一步的行为反应。该理论还认为自我表露和信息共享是交往双方获取对方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人际关系得以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在减少不确定性的核心动力作用下，人际交往双方会设法建立相互作用的模型，进而达到减少不确定性、促进人际关系深入发展的目的。此外，随着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发展，研究者提出“对进一步交往的期望、诱因价值、与期望行为的差距”是人际交往中不确定性减少的三个先决条件，并且指出认知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是人际交往中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部分，且认为语言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主要媒介（Berger，1979）。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会随着人际关系发展的阶段，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即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减少模式（Heath & Bryant，1992），如图8-1所示。

图8-1 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减少模式图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为我们理解个人信息在减少人际关系不确定性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框架，它系统地阐释了人们通过交流互动控制人际关系不确定性的过程，对我们理解人际关系建立、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者运用该理论对大量的人际交往现象进行了解释。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在线互动逐渐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且由于大多数在线互动应用均具有鼓励个体自我展示的特点，这为人们获取他人信息，促进人际关系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信息基础。虽然互联网在本质上支持人们进行有选择性的自我展示，但是，诸如社交网站、博客等在线交流工具鼓励人们进行真实的自我表露，即在网络社交中展示与自己有关的真实信息，如工作、个人生活以及娱乐爱好等，而事实也证明，即使在线互动中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在线交流用户仍然愿意在线上公开分享私人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人获取信息，减少交流双方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方便。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认为，在线信息寻求是不确定性减少的主要途径，且认为在线信息寻求具有多种形式，如被动型、主动型、挖掘型以及互动型。被动型信息寻求的特点是不引起他人注意的观察，如浏览空间动态；主动型信息寻求是指个体根据特定目标而搜寻他人的信息，如进入他人主页查看照片；挖掘型信息寻求是指在某一环境中对某个人的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如大数据挖掘；互动型信息寻求是指个体通过与他人互动或向他人提问而获取他人信息，如在线交流。有研究者在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框架下对上述在线信息寻求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互动型信息寻求与不确定性减少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被动型和主动型信息寻求对不确定性减少的贡献不大（Antheunis et al，2010）。由此可知，在线互动是减少互动双方的不确定性，促进关系建立发展的重要策略。

拓展阅读

在线关系的维持、破裂和修复

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网络环境中，人际关系是如何维持的？在线关系的破裂和修复又是怎样的？

一方面，相比于线下的关系，在线关系更容易维持。网络用户可以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交往，而且一些会破坏线下关系的潜在因素在网络空间中就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了，如地理位置的改变、时间安排的冲突等。在一项在线关系形成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一个新的群体中，通过在线交往形成的在线友谊关系中，79%的都在两年后仍然保持联系，而且这些友谊关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且更亲密（McKenna et al.，2002）。也有研究发现，在线亲密关系比线下亲密关系持续的时间短（Mesch & Talmud，2006）。但是，这些数据都是在单独的时间点获取的，因此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在线关系和线下关系的寿命。

另一方面，结束一段在线关系比结束一段线下关系更容易而且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小。例如，一项质性研究对大学生浪漫关系的破裂做了调查，发现通过像E-mail这样双方可以不同时出现的媒体与爱人分手更容易，因为通过这样的媒介，个体可以避免回答更多的问题和解释分手的决定（Gershon，2008）。在网络环境中，个体可以选择不回应交往的另一方，但是线下的面对面交往中就很难实现。

在人际关系中，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早期的网络交往理论，如社会存在理论和媒介丰富理论，认为网络中非语言和社会环境线索的减少，导致在线关系中会出现更多的冲突，而且网络交往也难以解决出现的冲突。但是，近些年的研究发现，在双方都愿意继续维持关系的情况下，网络交往也能够很好地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Buote et al.，2009；Ishii，2010）。

二、在线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个人因素

1.人格

2.自我知觉

以往研究发现，自我知觉会影响个体的在线互动，包括个人神话、自尊和自我效能（Kim，Kwon，& Lee，2009；Kr?mer & Winter，2008；郭菲，雷雳，2009）。郭菲和雷雳（2009）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个人神话的三个维度——“无所不能、无懈可击和独一无二”均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呈显著正相关。研究者还发现自尊也会影响在线互动。对于那些浪漫关系卷入程度较高的个体，自尊程度越高，使用网络约会服务的频次越高；对于那些浪漫关系卷入程度较低的个体，自尊程度越高，使用网络约会服务的频次越低（Kim et al.，2009）。且有研究发现个体自我表征效能感越高，其社交网站中朋友数量越多（Kr?mer & Winter，2008）。

3.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也会影响个体的在线关系，包括同伴依恋、友谊质量和社交退缩等（Mikami，Szwedo，Allen，Evans，& Hare，2010；雷雳，伍亚娜，2009）。雷雳和伍亚娜（2009）的研究发现，同伴依恋中的三个维度：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和同伴疏离均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呈显著正相关。纵向研究（Mikami et al，2010）也表明，13～14岁时现实中的同伴关系的模式（patterns）、友谊质量可以预测20～22岁时个体在在线互动中的关系质量。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现实交往不自在的个体更喜欢进行在线互动，而喜欢现实交往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获取信息（Papacharissi & Rubin，2000；Sheeks & Birchmeier，2007），现实社交活跃的青少年在网络关系中也表现活跃，现实中的社交退缩个体则相反（Mikami et al.，2010）。

（二）在线互动的自身特点

在线互动的匿名性、继时性、超越时空性、可存档性和可弥补性等特点（Christopherson，2007；Lapidot-Lefler & Barak，2012），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人际交往环境，使人们对自我展示和表达拥有了最大程度的掌控权（Walther，2007）。同时，在线互动能给个体提供与他人互动的必要链接，促进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Lenhart，Rainie，& Lewis，2001），在线关系质量也可以像现实友谊质量那样亲密和有意义。有研究证实在线互动能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和幸福水平（Valkenburg & Peter 2007），此外，即时通信对青少年既有的现实友谊质量也有长期的正向效应（Valkenburg & Peter，2009）。在线互动在扩展远距离的社会交往圈子的同时，也维持、强化了近距离的社会交往，脸谱网等在线互动平台的使用能增加个体的社会资本（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这些特点使得在线互动对所有的个体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三）目标线索刺激

同现实交往一样，在线互动中，某些线索性因素，如头像的吸引力、虚拟社会地位等也会对在线互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游戏角色的外表以及其在游戏中的虚拟社会地位会影响其他玩家对他人际吸引力的评定（Lo，2008）。

除此之外，个体在在线交往中的体验也会对在线互动产生影响。例如，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资本和在线互动沉浸感会影响其社交网站的使用意向（Chang & Zhu，2012）。

三、在线互动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

（一）在线互动对自尊的影响

自尊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体对人际交往环境的控制水平以及人际关系质量都会对其自尊产生重要影响。在线互动能够通过提高其对人际交往环境的控制感、改善人际关系质量对其自尊产生积极影响。

就人际交往的控制感而言，在线互动过程中个体可以通过选择交往对象、组织语言信息、控制自我表露等方式进行高效的印象管理（Qiu，Lin，Leung，& Tov，2012），并提高个体对在线互动环境的控制感（Reinecke & Trepte，2014）。有研究证实，对在线互动环境的有效控制，能够使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避免体验在线下社交环境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如羞怯、紧张、评价焦虑、沮丧等，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弥补线下社交过程中社交技能的不足（Burke，Kraut，& Marlow，2011），提高个体对社交环境的控制感，进而对其自尊产生积极影响（Valkenburg & Peter，2011）。

个体对在线互动环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个人资料的设置、在线互动对象的选择以及在线互动过程的控制。

1.个人资料的设置

个体可以通过对网络个人资料的设置（如性别、年龄、性格、职业等）以及选择性的自我表露，打造良好的网络自我形象（Young & Quan-Haase，2013）。这一网络自我形象可以与线下自我形象保持一致，也可以与线下自我形象不尽相同，如理想自我、可能自我等（Seidman，2013，2014），甚至，在线互动过程中个体可以以异性的身份出现，以满足其某种心理需求。研究表明，大多数儿童或青少年通过选择性的自我表露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如选择性的积极自我表露或夸大个人成就。研究证实，在线互动过程中选择性的自我表露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Gonzales & Hancock，2011）。

2.在线互动对象的选择

3.在线互动过程的控制

个体可以通过选择在线互动方式和内容进而对在线互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

就在线互动方式而言，个体可以对在线社交的工具进行选择（Sprecher，2014），如即时通信等“一对一”的私人交流、网络聊天室以及社交网站等“一对多”的公开交流，并通过这些在线工具对在线互动的节奏进行控制，如即时回复、延迟回复等。就在线互动内容而言，个体可以有目的性地发起在线互动话题（Liu & Brown，2014；Qiu，2012），也可以对在线互动话题进行选择性的回复（Forest & Wood，2012），即对在线互动的内容深度、广度进行有效的控制。

就在线关系而言，在线互动能通过提高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及师生关系质量，对个体自尊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在线互动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个体不仅可以通过在线互动与陌生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也可通过在线互动与异地朋友、同伴维持稳定而持久的同伴关系，这对维护并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具有促进作用（Birkeland，Breivik，& Wold，2014；Tosun，2012）。在线互动不仅能够改善同伴关系的质量，而且能够对亲子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表明亲子在线互动能够加强亲子之间的联系，增进孩子对亲子之间联系的感知水平，提高家庭关系质量，进而对个体自尊产生积极影响（Coyne et al，2014；Teclehaimanot & Hickman，2011）。此外，研究发现师生之间的在线互动，有助于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提高师生关系质量，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Schwartz，Lowe，& Rhodes，2012），而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 （Teclehaimanot & Hickman，2011）。

（二）在线互动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线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但针对在线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具体效果（积极或消极）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在线关系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一方面，他们认为个体在线上与已有朋友进行互动有助于个体维持现有人际关系，尤其是维持异地关系，并从中获取情感支持，即“黏接型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在线互动具有较高的开放性，个体可以通过在线互动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建立人际关系，获取专业支持，如在线医疗咨询等，这有助于个体获取大量的、高效的信息支持，即“桥接型社会资本”。而在线社会支持或社会资本是个体维持自尊、生活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保障。研究发现，社交网站自我呈现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Junghyun，2011）。此外，在线关系的建立对降低个体的孤独感及抑郁水平均具有积极作用。研究表明，由于在线互动低成本的特点，在线互动促进了个体与恋人的沟通交流的频率，这有助于提高个体与恋人之间的亲密感（Park，Jin，& Annie Jin，2011），且有研究证实在线关系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支持能够缓解个体的抑郁情绪（Breuer & Barker，2015）。

还有研究发现在线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提高个体的抑郁水平（Rj，Meerkerk，Vermulst，Spijkerman，& Engels，2008），且有研究证实线上上行社会比较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而且能够通过强迫性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提高个体抑郁水平（Feinstein et al.，2013）。由此可见，在线互动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具体效果（积极或消极）并不一致，围绕这一争议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在线互动同线下互动一样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不同的互动行为导致的（Bevan，Gomez，& Sparks，2014），且有研究从调节变量的视角探讨社交网站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问题（Valkenburg，Peter，& Schouten，2006）。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在探讨在线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应细化在线互动行为，并考虑其他变量的调节作用，以探明在线互动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