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网络调查显示典型的网络使用者比不使用网络者更热衷于读书，也投入更多时间参与社交活动并会积极与朋友保持联系，绝非沉溺于网络世界中的怪胎。这与人们认为在网络上消磨大量时间、极少与真实世界接触的怪胎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可见，互联网在为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人格。有的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是个非常强大的媒介，人们在网上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人格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在网上，使用者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向其他人展现自己的“电子人格”或“数字化自我”。而且这种展现比其他社会场景下的展现更为活跃、更加具有创造力。

人们期望使用互联网与传统的交流方式有相似的效果：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少的孤独与压力。一些使用者证实了这种积极的期待，使用互联网不仅维持了他们与家庭和朋友的亲密关系，而且促成了新的亲密的、有意义的关系；还有些使用者没有获得期望的益处，是由于没有使用相应的交流服务，或是他们在网上花费的时间是以更有价值的网下活动为代价的。比如，有研究者对青少年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学生在网络游戏和聊天室中花费了大量时间，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使他们脱离了朋友，增加了他们和家人的冲突（Yang，2001）。有研究表明，人格中的外向性和神经质是与孤独感有关的两个主要的人格倾向。那么使用互联网对外向性和神经质的个体减少孤独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一、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外向性的影响

有的研究表明过多地使用互联网会导致互联网使用者和家庭成员间交流的减少、社交圈子的减小以及孤独和沮丧的增加，研究者认为是互联网使用者花费在网上的时间减少了他们的社会性卷入和心理幸福（Kraut，Patterson，Lundmark，Kiesler，Mukhopadhyay，& Scherlis，1998）。关于使用互联网对个体外向性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研究者认为大量的互联网使用并没有减少与家庭或是朋友相交往的时间，而只是减少了看电视或读报的时间。互联网影响用户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取决于人们的在线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所有类型都是平等的，重要的因素不是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而是他们为了上网放弃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关于互联网使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富者更富模型和社会补偿模型（Kraut et al.，2001）。

富者更富模型预测，高度社会化（也就是外倾）与拥有更多现存社会支持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更多的益处。高度社会化的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结识他人，并且特别愿意通过互联网进行人际交流。已经拥有大量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互联网来加强他们与其支持网络中的他人的联系。因此，相对于内倾者与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他们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和加强现有人际关系。

社会补偿模型预测，内倾者与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最大的益处。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新的在线交流机会来建立人际关系、获得支持性的人际交流和有用的信息，而这在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个体而言，如果他们用在线弱联系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强联系，互联网使用就可能干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研究者认为与富者更富的假设一致，使用互联网会使外向的人得到更多的社交资源，增加社会卷入和自信，降低孤独、消极情感和时间压力，而对内向的人则会产生消极影响（Kraut et al.，2001）。然而，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认为使用互联网改善了他们的生活（D’Amico，1998）。研究者认为根据社会补偿假设，使用互联网有益于内向或者缺少社会支持的个体形成社会关系并获得社会性支持，从而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在他们后来的研究中也表明使用互联网不是孤独或孤立的理由，在使用互联网时，人们能够根据自己选择的速度、方式去结识和了解与自己有相同兴趣和价值观念的人，而且在网上形成的这些关系与真实生活中的关系一样亲密、真实和重要，有些使用者将在网络中形成的关系带到了现实生活中，与在网上相识的人形成了浪漫的关系、生活在一起或是有了婚约（Mckenna ＆ Bargh，2000）。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隐形性，所以对内向的人来说，找到有同样想法的人帮助他们克服在社会交往中遇到的困难是可能的（Amichai-Hamburger et al.，2002）。在他们之后的研究中还注意到即使内向者的朋友没有外向者多，但是他们的网络资料却往往更加具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补偿在真实世界中社会技能的缺乏，正在更加努力地在网络上提升自己（Amichai-Hamburger & Vinitzky，2010），也就是说在网络上内向者更能找到或是表达“真正的自我”。

从社会支持的两个假设中也可以看到互联网使用的这一作用。缓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补偿假设相一致的，它认为社会支持能够在压力的主观体验与疾病的获得之间起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策略，降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减轻压力体验的不良影响。可见，当内向或者缺少社会支持的个体求助于网络交往改善心境时，在网上获得的社会支持感可以缓冲生活中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其的身心健康。而主效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目前社会支持水平怎么样，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就会提高个体健康水平。由此可以认为，互联网上获得的社会支持感对外向与内向的个体都是有积极影响的，只是程度不同。

二、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神经质性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除了对个体的外向性能够产生影响外，在个体的社交焦虑上也同样是有影响的。互联网对大部分社交性焦虑的个体是很有吸引力的，在互联网上他们为了逃避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带来的创伤，而沉迷于网上生活，从而使他们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很容易产生紧张、孤僻、情感缺乏等症状，甚至会产生人格障碍和人际交往障碍，无法面对真实的社会，形成依赖性人格。但是其他研究者发现社交性焦虑的个体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形成亲密的友谊，而且这种网上友谊的形成会增加个体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当在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情境中，他（她）会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更加自信（Mckenna & Bargh，2000）。除了这两种或积极或消极的观点外，还有一种研究结果发现使用互联网是不能够增强或减少自信、社交性和情感孤独（Hills ＆ Argyle，2003）。

对于互联网使用、神经质和孤独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的假设模式（Amichai-Hamburger & Ben-Artzi，2003）。其一，有的研究者认为使用互联网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其二，有的研究表明是神经质个体的孤独感增加导致个体使用互联网上的社交性服务，因为高神经质的女性把互联网上的社交性服务作为减少孤独感的一种方法，而并非像有的研究表明的是互联网使用增加了女性的孤独感。图6-1表示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

图6-1 互联网上社交性服务的使用和孤独感之间关系的两种假设模式

三、虚拟团体对个体人格的影响

互联网的使用者为了工作或是娱乐在网上创建了不同的团体，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和隐形性的特点，因此组成了一个个虚拟的团体。虚拟团队是由若干个个体组成的群体，虽然群体成员分散于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但他们一起工作完成任务。这个虚拟的环境增强了个体的宜人性。比如，在兴趣爱好方面，在网络美食圈中，个体最初匿名地加入进去，随着在圈中每次的分享和探讨，慢慢地会对小组产生归属感，并且和组内的其他成员产生亲密感，形成一个团结的群体，除了线上的交流还会在线下组织各种活动，个体间的交集不断扩展。有特定爱好的个体在现实中可能很少能找到和自己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而在网络上，却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小组，没有国家、年龄、性别和职业限制，共同的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彼此间的开放性都会增加。

在推行公益活动方面，某公益组织为了宣传环境保护，倡议在地球日步行五公里的“走出蓝天，一起改变”的活动，全国有23个省市共上千人参与，活动当天的步行距离如果换算成汽车里程的话，节省了400升汽油，减少了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参与者在网络上的日志也将活动理念传达给了更多人，不论是照片还是文字，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在得到他人的积极反馈或抚慰时都会有益于个体自我价值感的提高。在团队管理方面，虚拟团队不一定依赖于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办公场所而运作，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有自己的运行机制，有成员共同认可的目标、一致的联盟文化，由于它的独特性，充分了解和尊重团体成员的文化差异就显得至关重要，良好的虚拟团队的共同经验就是信任的建立和维系。

在一项全球虚拟团队信任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成员们频繁互换信息，发展了高水平的信任，还表现了乐观、激动、明确的任务目的和策略（Wallace，1999）。同时研究者也发现使用者通过新闻组或电子邮件交流时表现得比现实交往更加直率，而且具有更大攻击性和敌意的行为比现实中发生得更为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