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于韦斯屈莱阅读障碍追踪研究（Jyv?skyl? Longitudinal study of Dyslexia，简称JLD）始于2003年，是世界上最为深入的阅读障碍追踪研究之一。该项目对200名儿童从出生开始即进行追踪，直到青少年时期（现在）。所有孩子都来自芬兰于韦斯屈莱地区产检诊所的志愿者招募，其中一半儿童存在阅读障碍家族遗传风险。如果儿童的第一等亲（父亲或母亲）和其他近亲中有一人存在阅读困难，则定义这个儿童具有阅读障碍家族遗传风险，归入风险组；而其他家庭背景中无报告阅读障碍现象的儿童则归入到无风险组（详见相关家长评估）（Leinonen et al.，2001）。

JLD项目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找到阅读障碍的表层因素——阅读障碍鉴别和预测的最有效指标，以期尽可能早地预测哪些儿童会在将来表现出阅读困难。早期鉴别对于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为阅读障碍儿童提供适当的干预，则可以减轻他们今后出现阅读困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从出生开始到青春期，JLD研究中的儿童接受了大量的测验评估，涉及了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行为和观察等不同方面，其中包括不同的测验指标，例如，最早的发音、出生时对语音和纯音的ERPs，婴幼儿时期表达性语言和接受性语言发展的不同侧面，学龄初期早期阅读的准确性和自动化流畅阅读的习得，以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高年级读写和阅读理解测验等。

追踪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可能是我们能够对早期的前瞻性预测指标进行回溯分析。在研究的早期，我们认为如果风险组和无风险组在某个指标上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那么这个指标就是前瞻性的预测指标，这些指标通常都与口头语言的发展有关。而后续的回溯分析使研究者可以基于书面语言的发展，例如阅读能力的习得，重新评估这些最初发现的预测指标的有效性。

阅读障碍的表层预测指标

新生儿的纯音及语音的知觉加工

JLD研究中的儿童在出生后几天内就会接受测验评估。研究者给新生儿播放不同时长的元音刺激，例如长元音/ka:/和短元音/ka/，同时记录新生儿头皮表面的脑电反应，从而推测其大脑对音长变化的觉察能力（Lepp?nen et al.，1999）。结果表明，风险组新生儿表现出右半球加工的大脑偏侧化，而无风险组的新生儿则刚好相反，表现出左半球偏侧化。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元音音长相同的情况下，仅呈现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组成的音节（如/ba/、/da/、/ga/）时，风险组新生儿的右半球激活仍然比无风险组新生儿更明显（Guttorm et al.，2003）。正如下文所要继续讨论的，这些个体出生时即表现出来的对语音知觉的反应差异，可预测他们八年之后（二年级时）的阅读能力发展情况，而正常的芬兰儿童此时应该已经能够准确阅读了。

6月大婴儿的音长知觉

在JLD儿童6个月大时，研究者采用“转头”行为研究范式，发现风险组婴儿对音长的语音感知能力比非风险组儿童更弱（Richardson et al.，2003），他们需要更长的音长差异（40毫秒或更久）才能区分出两个假词的不同[例如，区分长音/atta/和短音/ata/的不同]。其他研究者运用ERP技术，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Lepp?nen et al.，1999；Lyytinen，Guttorm et al.，2005）。

幼儿期的口语发展

在JLD儿童处于幼儿期时，研究者对他们的言语萌芽情况进行了测量，包括接受性语言（口语理解）和表达性语言（语言产生）等（Lyytinen P.，Eklund & Lyytinen H.，2005；Lyytinen P.& Lyytinen H.，2004）。结果发现，风险组中那些同时表现出接受性语言能力（理解）发展滞后的儿童，在后来（15岁时）的PISA测验中，阅读理解成绩低于其他所有亚群组。而那些仅仅在两岁时被鉴别为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滞后的对照组儿童，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恢复到与其他儿童相同的发展水平。

学龄早期的阅读准确性和流畅性

一般而言，阅读准确性的早期评估包括字母知识和语音意识测验，阅读流畅性的早期测量则通常使用快速命名范式。从3岁半开始，研究者就对JLD儿童的阅读萌芽情况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的成绩都是阅读障碍的良好预测指标，对风险组儿童尤其有效（Puolakanaho et al.，2007；Lyytinen et al.，2009）。大部分不能在学前自发习得字母名称知识的儿童，将会表现出阅读学习困难。这意味着阅读障碍高危儿童的潜在干预需要（字母知识）其实是可在早期识别出来的（Lyytinen et al.，2009）。

对儿童二年级之前所有时间点的语言相关技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数学建模（包括接受性语言、表达性语言、语素技能、短时记忆、语音意识、字母知识和命名速度等），结果发现，儿童的阅读发展可归纳为“典型”“退步”“不流畅”和“意外”四种不同的发展轨迹（Lyytinen et al.，2006）。退步组儿童的语音技能发展滞后，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落后于正常儿童一个标准差。不流畅组儿童的早期语言发展滞后，并且在5岁半时无法很快完成物体快速命名任务。他们阅读习得的滞后和阅读理解能力的不足，似乎主要源于其阅读流畅性的不足。意外发展组儿童在早期语言发展测验中表现良好，二年级时的平均阅读水平却比正常儿童落后0.5个标准差，但在后来（15岁时）的PISA测验中，其阅读理解成绩却又是四个组中最好的（Lyytinen，2014）。

阅读障碍表层因素的追溯确认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多个阅读障碍的表层预测指标，包括出生几天内的语音加工大脑半球偏侧化、6个月时不同音长的辨别能力、30个月的语迟现象、学前字母知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能力。通过追溯性分析，研究者分析了上述早期预测指标和后来的语言和阅读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个体早期的语言能力和其后来的书面语能力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风险组和非风险组新生儿在EEG测量中表现出来的最早的组间差异，与他们后来的阅读发展先决因素（如接受性语言和言语记忆）密切相关（Guttorm et al.，2005；Lyytinen et al.，2005；Guttorm et al.，2010），并且，这种差异还和他们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存在相关（Guttorm et al.，2011；H?m?l?inen et al.，2013；Lepp?nen et al.，2012）。事实上，在6岁半和9岁时的语音加工ERP测量中，儿童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组间差异，并且这种组间差异与儿童的阅读成绩显著相关（H?m?l?inen et al.，2007；H?m?l?inen et al.，2008；H?m?l?inen et al.，2013）。更重要的是，早期的ERP测量也能预测儿童后来的字母知识和阅读流畅性发展（Lepp?nen et al.，2012）。此外，那些最终在8岁时表现出阅读困难的风险组儿童，其在新生儿时就表现出对声音频率变化的ERP异常，即音长辨别能力差，并且新生儿时的ERP指标与他们学龄期的音长辨别能力存在显著相关（Lepp?nen et al.，2010）。这种音长辨别的困难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小学前三年仍能被持续观察到（Pennala et al.，2010；Pennala et al.，2013）。此外，研究者对儿童6个月时的ERP测量进行回溯分析发现，其能预测儿童后来（14岁时）的阅读成绩（Lohvansuu et al.，2015）。

“语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1）接受性语迟；（2）表达性语迟；（3）接受及表达性语迟。第三类具有双重缺陷的语迟儿童，有很高的发展成为读写困难儿童的风险概率。JLD研究发现，仅有风险组儿童（Lyytinen P.et al.，2005）表现出上述趋势，他们在15岁时的PISA评估中，阅读理解能力仍然很差（Lyytinen，2014）。

在一项最新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二年级末时，大约50%的风险组儿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并且33%的风险组儿童达到了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而在无风险组中，达到阅读障碍诊断标准的儿童仅占9%[详见Lyytinen（2014）的讨论部分]。

总之，在当前的追踪研究分析中，我们主要是以JLD项目中的芬兰阅读障碍高危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回溯分析确认阅读障碍从儿童出生开始的表层因素。结果表明，风险组新生儿在加工语言相关的声音刺激时表现出右半球偏侧化。6个月大时，风险组婴儿需要更大的音长时间差异才能辨别出音位的不同（音长是芬兰语学习的难点）。从实践的角度，这两个早期测验指标所需要的技术——ERP和转头范式，均要求研究者具备专业知识并接受训练，因此很难进行大范围推广。相比之下，语迟评估指标更为理想，尤其是并发的表达性语言发展滞后，严重的接受性语迟儿童需要尽早地接受干预。在所有的预测指标中最有实践意义，并且也最容易得到儿童配合的测验，可能是字母知识、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等行为测验。从家长或教师操作的角度来看，在入学时使用一个简单的字母知识测验，就可以提供儿童未来是否会出现阅读困难的很多信息。而在早期鉴别之后，应当立即给予儿童必要的支持，这是阅读障碍预防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讨论如何提供这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