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除了第二语言阅读发生的认知过程，我们还将讨论双语的成本和效益。为此，我们将详细讨论与正字法深度差异有关的认知结果。最后，详述双语的某些认知益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双语与正字法深度

对于第一语言是非字母语言的学习者而言，第二语言阅读中存在的正字法和语言差异并不鲜见，事实上，针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很广泛（Akamatsu，1999；Haynes & Carr，1990；Holm & Dodd，1996；Jackson，Lu & Ju，1994；Koda，1999，2000；Wade-Woolley，1999；Wang，Koda & Perfetti，2003）。这一领域的普遍共识是，母语为象形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英语阅读时，会比英语母语者更多依赖正字法信息；相对应地，拼音语言母语者更倾向于在词语识别中利用语音信息。鉴于象形语言的字素没有明确提供该字符所映射的语音信息，这一发现显得很有意义。

汉语普通话可能是今天最常见的象形语言，中国内地使用汉语拼音教孩子学汉字。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地区的汉字教学依然使用的是全字法。两个学习者群体在语音意识差异方面的研究表明，香港地区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显然语音意识水平更低，而且在阅读和拼写假字时表现也更差（Holm & Dodd，1996）。总之，学生的第一语言体验对他们第二语言（在本例中是英语）的阅读和拼写能力具有可预测的影响。不过，研究并未发现全字法汉字学习经历妨碍了阅读和拼写英语真字，这一发现很可能源自天花板效应，即被试对英语单词掌握已很熟练。假字在心理词库中会显得很新颖，因此这种效应只有用假字时才能观察到，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相对于那些已经学过拼音的学习者来说，全字法学习者在遇到新词汇时，在内化、自动化拼写和阅读方面会有更多困难，因为这些过程都需要字素—音素对应的精细技能。

类似的研究通过比较字母语言和非字母语言（如汉语和韩语），考察了第一语言对英语单词识别的影响（Wang，Koda et al.，2003）。确切地说，虽然韩语属于音素—音节语言，而不是严格的字母语言，但韩语字素中明确表示了语音信息，这一点上与汉语比较是没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两个语言群体的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相当的时候，研究者选择语义范畴判断任务（Van Orden，1987） 来检测正字法和语音对阅读的影响程度。在该任务中，被试要利用视觉刺激呈现的正字法信息，将其与语音形式进行比较，以确定该刺激是否属于第二语言刺激范畴。例如，被试要判断rows是不是flower？或tow是否在the end of your feet这个句子中。另一个任务是音素删除任务（Hart & Perfetti，2000），该任务也与成年阅读者的阅读技能有关，它要求阅读者删掉英语单词中的单个音素，在删除完成后拼写该单词。

语义范畴判断任务的结果显示，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对与范本不太相似的刺激做出了更准确的反应。相比之下，母语是韩语的学习者在判断与范本同音异义字刺激时有更多的假阳性错误，而在判断拼写控制时的错误比较少。整体来看，这些结果表明，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不太依赖语音信息，而更多地依赖正字法信息，而母语是韩语的学习者却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来自第一语言正字法的影响可能对汉语母语者处理视觉词语识别信息的方式产生了作用。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音素删除任务结果的支持。在该任务中，与韩语母语者相比，汉语母语者在音素删除方面表现明显较差。虽然错误通常在语音上是不正确的，但错误的语音组合法在正字法方面还是可以接受的。神经影像学领域的其他研究（Tan et al.，2001；Tan et al.，2003）也表明，汉语阅读会激活大脑负责协调和整合视觉—空间分析的脑区域。重要的是，当执行英语单词的语音控制任务时，中英双语者的影像显示激活了相同的区域——他们同时利用了空间信息表征和空间工作记忆的技能。相比之下，与英语单语者音素分析相关联的大脑区域的激活状态则比较弱。

此外，其他研究还比较了汉语母语者与英语母语者在英语任务中所做的异同判断（Haynes & Carr，1990），即与真字相比，从正字法的角度判断规则假字和不规则的假字。研究人员用“刺激”来计算词汇效应和正字法效应，结果显示，汉语母语者从正字法信息直接受益甚少，而从词汇效应受益更多。

在第一语言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象形经验极为有限的汉语使用者身上甚至也发现了类似的表现模式（Wang & Geva，2003）。研究结果表明，在用语音合法和语音不合法的字母串进行测试时，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汉语使用者在拼写方面对这两类字母串均无法做出显著区分。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似乎都指向了一种共识，即母语为象形语言的使用者对字形暗示的语音信息并不太依赖，而母语为拼音语言则恰恰相反。象形语言使用者会借助这些词语所涉及的词汇表征分析正字法信息，却不会关注或利用任何精细的音位操控技能。相比之下，字母语言使用者为了获得相同的词汇表征，会更多地依赖单词视觉上提供的语音提示，而对来自字形的正字法信息依赖得比较少。获取词汇信息时出现的策略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对于象形语言的阅读者而言，母语正字法不会明确表示语音信息，因此象形语言阅读者更熟练、更善于关注词语中呈现的正字法与空间细节，而不关注词语中同样可以收集到的语音信息。用于分析结构属性的策略随后被迁移到第二语言中。虽然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支持对比分析假设，但也应注意到，它们同时也可以支持相互依存假设，因为他们所用的策略也是从以往经验中发展出的元语言学习策略。

双语的益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通过最流行的理论框架视角讨论了双语读写发展的心理经验，也分别讨论了两种理论与儿童双语体验中最重要的过程——跨语言迁移——的联系。我们还讨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双语阅读的差异和影响，其中一种由其正字法（象形文字阅读）定义，一种由语言定义（字母阅读）。现在，我们将回过头，看一看双语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认知益处和双语者优势，尽管从一种正字法系统向另一种转移时会存在成本问题。

双语影响的主要实证发现是找出第二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与认知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换句话说，之前的研究已发现，熟练掌握第二种语言会对执行控制带来可衡量的益处（参见Bialystok et al.，2009）。大量研究已显示，这些认知益处在生活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无论是婴儿期还是年龄较大的阶段（Bialystok，Craik，Klein & Viswanathan，2004；Bialystok，2011；Carlson & Meltzoff，2008；Costa，Hernandez & Sebastian-Galles，2008；Kovacs & Mehler，2009；Poulin-Dubois，Blaye，Coutya & Bialystok，2011）。无论是强调关联任务（如Stroop范式或侧抑制任务）中显著冲突的研究范式，还是任务要求抑制烂熟于心或习惯性反应（Martin-Rhee & Bialystok，2008），双语者的表现都胜过了单语者。

解释这一点的证据包括有形证据，也包括无形证据。之前列举的研究发现，双语使用者能够关注元语言学习策略，并使用这些策略以辅助他们学习第二语言。不过，除了这些无形证据，双语过程也确实改变了大脑的形态。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注意到，短期的集中体验会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如视频游戏（Green & Bavelier，2008）和玩杂耍（Draganski et al.，2004）。同样，从事建筑师（Salthouse & Mitchell，1990）或出租车司机（Maguire et al.，1990）这样的职业都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大脑结构的改变和激活也反映在对双语使用者的研究中。一个显著例子是一项针对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L2）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语言习得的开始阶段，词汇声调的刺激已经导致了与语义加工相关的大脑区域产生比较弱的激活，而汉语母语者则对相同区域表现出很强的激活（Wang，Sereno，Jongman & Hirsch，2003）。相比之下，高度熟练的汉语第二语言使用者则表现出与汉语母语者相同的大脑激活模式。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双语的结果既会产生认知影响，也有对大脑结构的物理影响。不过，尚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要理解双语是如何影响思维和大脑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双语者掌握的两种语言在某些程度上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即使使用者无法做出合理的预期，一种语言也可能就足够了。行为证据表明（Beauvillain & Grainger，1987；Colome，2001；Francis，1999；Grainger，1993；Hernandez，Bates & Avila，1996；Kroll & deGroot，1997） ，当涉及词汇提取时，实验会出现来自第二语言的干扰。其结果有双重含义：首先，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通常表现出更慢的词汇提取；其次，更慢的提取速度，是因为第二语言的干扰，即使是在不需要第二语言的时候。影像研究也发现了这些结果（Marian，Spivey & Hirsch，2003；Martin，Dering，Thomas & Thierry，2009；Rodriguez-Fornells，Rotte，Heinze，Nosselt & Munte，2002），非目标语言表现出显著的干扰效应，即使是在被试不需要使用该语言时。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可能看似为双语者的劣势，不过人们通常认为的认知益处会超过教育成本。由于双语者不断同时激活着两种语言，其执行控制网络的构造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相关任务的表现更高效，其中也包括那些非言语任务。该研究还显示，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能力可能会减缓通常伴随阿尔茨海默氏症出现的症状（Scarmeas，Levy，Tang，Manly & Stern，2001；Stern，2009）。总的来说，显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认知系统有响应经验的可塑性，而双语能力可以为这些经验发生提供环境。一些分析认为，认知结构中的这些变化涉及我们的思维和大脑，其中负责关注两种语言的执行控制回路与用于语言处理的语言回路发生联结，产生了更扩散、更双边、更高效的网络，这样的网络能一直保持高水平的效能。在考虑可用的证据时，唐纳德·赫布（Hebb，1949） 在半个多世纪前说的那句话也许很正确，“细胞同时激活，同时联结。”（Cells that 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

局限和未来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跨语言迁移的主要研究方法一直较少关注实验设计和培训研究（Wang，Cheng et al.，2006；Wang，Ko et al.，2009；Wang，Yang et al.，2009）。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横断数据，这一点确实存在几个弱点。其中的一个显著弱点是横断数据很容易受世代效应影响，因为这些研究在选择被试时并不是随机的。这一点使相应的研究结果遭到诟病，因为研究可能受到来自特定抽样的影响，改变收集到的数据结果。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还存在一个弱点，就是这类研究无法绘制因果关系。例如，我们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L1与L2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导致了跨语言迁移。

到目前为止，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实验设计（Wang，Koda & Perfetti，2003；Jared & Kroll，2001），而且就笔者所知，只有两项研究采用了训练范式（Ramirez，Chen & Pasquarella，2013；Zhang et al.，2010）。当前的研究仍需要采用实验研究，这样可使研究者有机会探寻更精细的语音、正字法和语素过程，以及它们在中英双语阅读发展的跨语言迁移中发挥的作用。此外，研究者将纵向研究与训练研究结合运用，就可以独立出与跨语言迁移有关的变量，从而更好地建立起双语阅读者的阅读过程与阅读技能之间的因果关系。

语音、正字法、语素技能与第二语言读写习得之间关联方向的问题也尚待解决。未来的研究应解决的问题在于，阅读技能的提高是否是语音、正字法或语素技能提高的产物？或者，上述技能是否是阅读技能提高的产物？这个双向性问题仍悬而未决，因为当前大多数研究设计都同时涉及语言和阅读相关任务（D’Angiulli，Siegel & Serra，2001；Geva & Siegel，2000；Wang et al.，2005）。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纵向或训练研究中，在早期便确定一种语言中与语言相关的加工技能，并在另一种语言中检测其阅读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