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迁移

在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语音意识的定义，它是感知和操控口头语言语音单位的能力（Goswami & Bryant，1990）。根据以往的研究，双语儿童同时学习任何组合的L1和L2时，语音意识和读写发展都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Wang，Yang et al.，2009；Cho & McBride-Chang，2005；Manis，Lindsey & Bailey，2004；Verhoeven，1994；Mishra & Stainthorp，2007）。语音意识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位大小的发展连续体（Ziegler & Goswami，2005），大的语音单位（如音节）会作为儿童学习的最大单位得到优先发展；稍后，首音和韵脚加入进来；最后是单个音素（Bruck，Treiman & Caravolas，1995；Treiman，1995；Treiman et al.，1995）。

对于中英双语儿童来说，也许最突出的一种迁移形式就是音节意识的迁移。例如，纵向研究（研究语音意识的典型方法）发现，在母语为粤语的儿童研究中，当其他变量（如年龄、口语词汇、非言语智力、短时记忆和汉字识别）得到控制时，音节就是英语单词阅读的唯一预测变量（Chow，McBride-Chang & Burgess，2005；McBride-Chang et al.，2008）。由于汉语使用的是语素—音节型正字法，每个汉字同时映射到语素和音节，而从L1到L2的音节意识正迁移支持了对比分析假设。由于汉语的典型语音表征方式在音节层面上（Sebastian-Galles，Dupoux，Segui，& Mehler，1992；Tseng，1997），我们可以这样推定，对母语表现出固有结构性差异的学习者来说，音素语言（如英语）是一种挑战。然而，由于英语正字法的深度——26个字母映射到44个音素上，儿童在语音意识尚未充分发展的阅读习得早期，通常会借助较大的语音单位，如韵脚或音节。

比音节单位更小的语音单位是首音和韵脚（Treiman，1995）。由于汉语是语素—音节型书写系统，我们可以推定，汉语母语使用者具有很低的首音和韵脚意识，因此迁移水平也很差，结果导致他们从L1的首音和韵脚意识角度获得英语能力的可预测性也差。不过，曾有研究观察到首音和韵脚意识迁移，这表明汉语的首音意识能解释英语真字和英语假字间的大量矛盾，当然前提是其他变量得到控制，如年龄、口语词汇、英语的语音和语素意识（Wang，Yang et al.，2009；Gottado et al.，2001）。

为什么说首音意识是汉语母语语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呢？答案是拼音。中国儿童识字早期，学生学习使用拼音作为工具，以降低概念与汉字之间随意映射的难度。当儿童学习拼音时，他们被明确地鼓励要区分首音（声母）和韵脚（韵母），这一鼓励要求学生对两者产生意识。汉语中首音和韵脚的共有性质支持了跨语言迁移中结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假说。人们已发现首音意识是英语阅读成果的重要预测变量，而韵脚意识的结果则更为复杂，之前的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其促进作用，有些却发现了很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可能源于汉语语音性质的作用——大多数音节都是开放的，合法的音节尾只有/n/或/g/。发现汉语到英语的韵脚意识迁移的研究者认为（Gottardo et al.，2001），这些结果可能源于儿童能够不管L1与L2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考虑所有层面的语音信息。对比首音意识的以往研究，这种推理似乎与相互依存假说有共鸣之处。不过，该领域研究尚未形成定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便在相同抽样来源中进行首音意识比较时，可以明确任一韵脚意识的相对强度。

语音单位连续体的下一步是音素，不过，很少有研究发现中英双语者在音素意识方面的显著迁移，这可能是因为汉语的书面语言本质上属于语素—音节型书写系统。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有研究者建议要在学习者读写发展早期明确区分首音和韵脚，但我们尚不清楚类似的音素意识水平是否对拼音教学存在影响，中英双语儿童是否确实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音素意识迁移，以及产生的意识是否可以用旨在促进读写发展的教学法本身来解释，这一点还有待未来的研究去验证。

总之，上面提到的研究为对比分析假设和相互依存假设提供了支持。我们已明确且已普遍证明的一致结论是，L1语音意识是L2阅读的重要预测变量，即使在彼此截然不同的正字法系统中，L1向L2迁移也可以发生，如语素—音节型的汉语系统向字母型的英语系统的迁移（Tong & McBride-Chang，2010）。

语素迁移

语音意识是对语言声音成分的意识，与之类似地，语素意识是对词语词素结构以及注意、反映和操控这些结构的能力的个体意识（Carlisle，1995）。音素是语言中的最小语音单位，同样，语素是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通常与句法或语义功能相关联。在汉语中，因为每个汉字既是音节也是语素，单音节词（例如，“是”）被定义为单语素，而双音节词（例如，“儿子”）则是双语素。语素还分为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自由语素是能够独立于任何其他语素而存在的语素。在汉语中，这类语素都是其自身即代表完整的词条概念，并在独立书写时传递完整含义的词语，“狗”或“猫”之类的词语都是自由语素。相比之下，黏着语素本身不代表完整的词条，所以必须与其他汉字共存才能形成完整的词汇。黏着语素通常在不同语言中代表着语法标记，汉语和英语都是如此。例如，汉语中的常见黏着语素有“机”或“子”，这两个字都必须与其他字一起出现，它们从来不单独出现，如“飞机”，汉字“飞”的意思是飞翔，而“机”字本身只表示语义上与机械或电子设备相关的名词，两个字加在一起就表示飞机但它们本身不构成完整的词条。黏着语素的例子通常也见于英语之类的语言，如，表达复数形式的“-s”或过去时态的“-ed”。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语素结构的跨语言意识迁移。

在汉语中，黏着语素与自由语素是对立的，而在其他语言中，语素可以分为派生语素、屈折语素或复合语素。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前两种语素，因为它们在汉语中不常见，尤其是屈折语素。不过，我们可以简要地对它们下个定义，屈折语素是指不会改变词干含义，但会用标记改变语法形式的语素，它们会将词干转换为复数、将来时、过去时或进行时。相对应的，派生语素是附加于词干的语素，目的就是要创造全新的单词。与屈折语素不同的是，派生语素在汉语中也存在，不过形式不如在其他语言中那么规则。例如，“作家”或“射手”等词的固定后缀，“家”和“手”，这两个后缀都有为第一个汉字指定“才能”的功能。汉语是利用多个不同的汉字做到这一点，而英语则是用单个词缀语素完成同样的任务，如“-er”，构成了上述提到的两个词writer和shooter。而重要的是，以往研究还没有发现中英双语儿童派生语素意识迁移的显著作用（Wang，Cheng & Chen，2006），因为派生语素在汉语中不是一个确定的加工过程。

另一方面，复合语素则是在两个自由语素组合形成新词时产生的。不同于派生语素或屈折语素的是，该过程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很常见。这种复合过程的简单例子可以在“雪球”一类的词语中找到，“雪球”在英语中对应的就是snowball，两者使用了相同的单字，在这个例子中，形成组合的是两个名词，但汉语和英语都允许各种词汇类别复合成新的词汇（Zhou & Marslen-Wilson，2000）。研究表明，英语和汉语的这些结构相似性导致了复合语素意识迁移，这一点符合对比分析假设（Wang，Cheng et al.，2006；Wang，Yang et al.，2009；Zhang et al.，2010）。这项研究表明，英语的复合语素能够大量解释汉语阅读理解中的差异，当然前提是控制了年龄、词汇知识和英语语音意识等变量之后。尽管如此，英语和汉语的复合语素相关性并不显著，英语的复合意识不会通过相似复合结构的迁移促进汉语的阅读。这些研究结果都与对比分析假设相左，因为后者通常推定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素相似性应该是可以迁移的。相反的是，迁移的相互依存也许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即学习者习得涉及词素结构的一般形式元语言意识，然后将其运用到L2的新情况中。其重要性在于，虽然这些儿童是英语（L2）学习者，但英语仍是他们的优势语言。相比起英语，复合在汉语中更常见、更富成果，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专门观察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以汉语作为优势语言的学习者，以确定英语和汉语的复合语素是否与特定的抽样来源相关。也可能是因为汉语不是学习者的优势语言，且他们的汉语（L1）水平没有达到足以产生迁移的程度。就像解释元语言意识一样，这种可能性支持了迁移的相互依存假设。

不过，其他研究工作已经显示出中英双语儿童中显著的复合意识迁移（Zhang et al.，2010）。在一项训练研究中，通过对比发现，在两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儿童中，一组儿童接受的是汉语复合语素教学的干预组，另一组是对照组的英语复合语素教学，结果前一组的词语结构类比任务表现更好。这些结论可以解释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使一种语言的现有知识可以促进另一种语言的学习。这项训练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对比分析和相互依存性假说，因为学习者在第一语言中获得复合结构的元语言技能得到了迁移。

正字法迁移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语音和语素意识作为迁移工具从L1向L2的迁移，特别是中文向英文的迁移。语音意识是指识别语言中声音成分的能力，语素意识是指识别语言中意义成分的能力。本节所讨论的正字法意识是指关注、理解和识别个人语言中书写系统习惯的能力（Treiman & Cassar，1997）。书写系统通常分为三种类型：字母型、音节型或象形型（Gelb，1952）。就我们正讨论的语言来说，英语是字母型，是基于音素的语言，单词可以被分解为组成音素，而正字法由字素单独组成，每个字素都映射一个音素。相对应的，汉语是象形型、语素—音节型语言，每个字符都代表一个概念，且不能分成更小的组成部分，也不改变与原词相关联的概念，语素—音节型语言中的每个象形字符都映射一个语素和一个音节。

鉴于书写系统有三种不同的分类，那么正字法意识迁移最多会有九种不同的方式，这具体取决于一个人的母语是什么，以及他的目标语言是什么。不过，因为本章讨论的重点只是中英双语儿童的读写发展，所以我们将专门讨论象形型和字母型这两种书写系统之间的迁移。

本章曾多次提到，预测迁移是否可以发生的一个变量就是两种语言类型上的相似性。然而，就汉语和英语而言，在检测正字法迁移时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们的主要书写系统非常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的结构相似性。尽管这一领域已进行有很多研究，但很少有研究者明确举出从汉语到英语正字法意识迁移的证据，从英语到汉语的类似迁移也是如此（Gottardo et al.，2001；Wang，Perfetti & Liu，2005；Wang，Ko et al.，2009）。

然而，一些研究却揭示了中英双语儿童中的正迁移（Cheung et al.，2007）。汉字中有超过90%是复合字符（Li，1993），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其他构成符号或部首组成的，而这些部首可以被分解并组成语义上与原来汉字相关或不相关的新汉字。如，通过运用这些组成部分的各种组合，研究者向儿童展现了四个新物体，并附上四个假字，每个假字都由两个假字符组成。被试者要选出哪个字最像他们看到的物体，并大声读出该汉字。选择正确假字的实验反映了儿童的标准语义知识，而这些汉字的发音则代表了被试的标准语音知识。被试成功地将汉字的构成部分分解成更小的成分，以回答两个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年龄、非言语智商和短时记忆等变量的前提下，被试的标准语音知识达到了充当英语阅读和阅读理解预测变量的程度。而被试的标准语义知识没有任何明确的迁移，这一事实符合对比分析假设。在该研究中，汉字是语义部首和语音部首组成的，而其中的语音形式为被试提供了该汉字的发音线索。而英语单词也是以相同方式运作的，所以这一情况被理解为类型上的相似性，使正字法产生了正向的迁移。相比之下，汉语中的语义部首在英语中是没有对应的——即不存在本身就能明确规定单词语义的正字法形式。因此，由于类型上的不同，导致负迁移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