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调查中，贫困家庭的父母表现出的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令人堪忧。

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应对生活压力和困难时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回避、否认、幻想和不合理地发泄情绪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这样的结果和前人研究相一致，即长时间的贫困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源，个体的应对资源在漫长的过程中被消耗殆尽，最后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也是个体对自己无奈的保护方法。例如，在我们调查当中，有一户单亲家庭母亲早逝，父亲有轻度的精神残疾，家中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靠低保救济金生活，面对我们的问题，父亲的回答是：

“我只能尽量不想，只要一想到我女儿的未来我就难受，所以我只能尽量不想。”

很明显，父亲采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中的巨大压力，这样也许能换来一时的平静，但是，这样的应对方式对于贫困家庭的教养环境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

（一）亲子沟通时间普遍偏少，内容流于表面化，不能提供实际的帮助

低保家庭亲子之间普遍缺乏沟通，这里所说的缺乏沟通指的是每天亲子沟通时间少于15分钟，同时沟通的内容表面化。在这样的家庭中，亲子之间缺乏沟通的意愿。

由于经济资源稀缺严重，工作劳累，家长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尤其当家中有需要照顾的残疾或重病成员时，家长的时间和精力几乎被耗竭殆尽，而心理资源也几近枯竭。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很难有耐心和能力再来关注子女的发展状态。

一方面，接受采访的低保家庭父母文化水平都在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偏低导致大部分家长没有正确的教育意识，没有认识到关注孩子的个人体验，不理解和子女保持顺畅的沟通能够了解孩子意识形态和情绪状态，增进亲子关系。有些沟通不顺畅的家庭虽然有可能沟通时间每天在35分钟以上，但是沟通内容明显流于表面，家长只是简单地过问子女的饮食起居或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关注孩子的个人体验或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对于子女遇到困难也没有给予很好的帮助，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与生活能够提供的实际帮助都较少。

这固然与家长本身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长自己疲于应付生活压力，没有时间、耐心和精力静下心来和孩子好好沟通，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这样的家庭对于孩子的鼓励比较简单，只是口头上让孩子加油、坚强，往往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消退了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意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采访中，沟通顺畅的4户家庭里，孩子无一例外地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帮助，例如教导孩子如何向老师求助，如何分析人际关系困境，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等，正是这种帮助强化了亲子之间的沟通。贫困家庭的家长与孩子沟通时最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培养坚强而恭顺的品格以及如何合理使用金钱，这与低保家庭的经济现状分不开。

父母强调孩子学习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希望孩子能够提高文化程度，将来找到稳定而称心的工作，改善自己的经济水平，同时也帮助家族走出经济困境。由于大部分低保家庭是从祖辈开始就陷入贫困的怪圈，父母从小就生活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长期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却很少。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渡过难关。生活经历告诉他们，一个坚强的心态是面对困难的重要前提。父母能够预见孩子将来肯定也要经历比同龄人更多的困难，因此很重视培养孩子坚强的性格。

同时，低保家庭的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担心就是在外面受人欺负或者冲动惹麻烦，而家中的资源实在不足以再去应对额外的突发事件。在教育子女为人处世时，家长常常要求孩子与他人和平相处，哪怕是有了冲突也常常会第一时间批评自己的孩子，而不顾事件的真实状况以及孩子在这件事情中的体验。这也是孩子不愿意与父母沟通的原因之一。

贫困家庭日常亲子沟通的重点是如何使用金钱。就像贫困家庭每天必须面对经济压力一样，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资源也相当少，因此常常要向家长要钱。大部分的父母不会向孩子隐瞒家中的经济困境，同时会在孩子提出物质要求的时候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满足，如何使用金钱才符合现在家中的经济状况。

（二）父母倾向于使用自发回避式应对方式，从而导致教育子女积极应对的效果不佳

在接受采访的父母中，有16户父母采用自发回避式应对方式，同时其回避的方式带有中国城市贫困人群的特色。对于低保家庭来说，他们大部分生活在社会底层，根据采访时的低保制度，必须月收入在330元以下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低保，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330元供一家三口的开销几乎是杯水车薪，而许多低保家庭中还有残疾或重病的家庭成员，这更是雪上加霜。当强大的压力超过了个体的应对资源和能力时，个体会采用逃避问题或者干脆束手无策的方式来应对。例如，一些家长逃避找工作，限制孩子和邻居，甚至和亲戚的来往，在采访中拒绝谈论对于自身处境的体会，还有的家长在谈及未来打算的时候不做任何努力，听凭命运的安排。而个体在应激环境下往往会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许多家长的委屈、焦虑和恐惧无法得到纾解，自身也没有能力进行情绪管理，就向其他家庭成员发泄。

在分析结果后，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的应对方式和亲子沟通的效果有着较强的关联。如果把教育孩子当作一种压力的话，那么这也是低保家庭家长每天必须面对的应激源，特别是当孩子遇到困惑、困难向家长求助时，这种压力情境就更加明显。采用自我参与式应对方式的家长往往能够就事论事，耐心地倾听，帮助孩子分析困境，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再加上家长具备一定的教育常识，了解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抽时间和孩子沟通，这样的教育效果较好。虽然在采访中这样的家庭只有4户，但是这4户的孩子普遍能够正视自己“出身贫寒”的事实，能够体谅父母的难处，在和访谈员交谈的时候能够比较主动大方地讨论自己所处的困境。他们在谈起和同学的经济差异时能够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或者接纳，认为金钱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或者说自己要在学习上超过其他人。在人际沟通中，访谈员能明显体察出这部分孩子比较积极主动，能够大声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同时对自己的未来也较有信心。

另外一方面，在结果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家长对教育孩子应对困难的导向惊人地相似，都是鼓励孩子勇敢地面对困难，而孩子的应对方式却向自我逃避性的应对方式偏离。研究者认为这和家长自身言行不一致有关。虽然教育孩子要勇敢面对困难，但家长的应对方式普遍偏向自我逃避性，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采取逃避、否认的方式，甚至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在采访中，6户家庭的孩子透露自己受到欺负或者遇到困难，心中不满的时候，往往通过击打树木甚至虐待小动物的方式来宣泄情绪。而这6户人家的父亲不约而同地被家人“投诉”脾气比较暴躁，常常回家发脾气，对孩子比较凶等。

（三）低保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呈两极化，即努力学习和顺其自然

在资源稀缺部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对于子女来说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教育资金的短缺。目前面临的有孩子上学所需的学杂费、上辅导班需要的费用，将来面临的有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学费，这些都是低保家庭普遍负担不起或感到难以承受的花销。同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在课上，课下琳琅满目的补习班、课程班都在暗示着孩子竞争的激烈。而这种种竞争往往由学校牵头，例如，在采访过程中就有家长抱怨老师要求孩子参加学校举办的某某补习班，可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还有，几乎每家父母在提到孩子未来的时候都要为大学费用而发愁，按照现在的大学收费状况，靠着低保救济金是不可能缴纳孩子入大学的费用的。可是，在多番努力都未能改善家庭环境的情况下，孩子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提高文化水平是保证孩子将来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前提，因此，在家庭经济限制和希望孩子成才的矛盾中，家长能想到的“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努力学习，考入宏志班等可以减免学费的教育团体。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两全其美”的考虑可以解释为什么低保家庭的家长对待孩子学习成绩的态度呈两极化。一种极端是要求孩子一定要努力，因为宏志班、奖学金、重点大学减免学费这样的照顾政策不能满足所有低保家庭的要求，首先受到照顾的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为了家庭经济条件有改善的可能性，家长非常强调孩子要努力学习，提高学习成绩。在亲子沟通内容中比重最大的也是如何提高学习成绩，甚至有的家庭亲子之间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沟通内容。而另一种极端，家长认为争取高等教育的希望太渺茫，一方面对孩子比较歉疚，另一方面也不确定孩子能否迈入高等学府，对孩子的学习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

（四）父母不隐瞒家中的经济困境，并强调孩子要合理使用金钱

低保家庭的父母也许会隐瞒家中申请低保的事情，但是不会向孩子隐瞒家中的经济困境。一方面，这种困境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无法隐瞒；另一方面，随着孩子的年龄一天天增大，父母也需要孩子适应经济的现实以帮助家中渡过难关。

在教育孩子如何使用金钱的时候，父母往往以家中的经济条件来说服孩子放弃某些物质要求，例如，因为爷爷患病需要医药费，所以孩子应该放弃自己买电脑的需求等。树立孩子不浪费一分钱的意识，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是教育孩子的重点。大部分父母认为不能养成孩子乱花钱的习惯，自己平时也身体力行地限制自己的日常开销。

与同学的经济差异是孩子平时常常面对的窘境。在我们的采访中，大部分父母会教育孩子积极地面对这一压力，例如在“吃穿上比不过，就在学习上超过人家”，或者劝说孩子认命。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自身的应对方式有关。采取自我参与型应对方式的家长多教育孩子在经济条件不如别人的时候，可以在学习、特长，甚至精神世界等方面超越他人；或者教育孩子攀比经济条件是“可耻的”“不应该的”。而采取自我回避式应对方式的家长一般会劝说孩子接纳现状，忍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