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以往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外部因素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同伴接纳、生活事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对个体因素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人格、自我概念、归因方式、应对方式、自尊等方面（王瑞敏，2007）。根据以往研究以及我们质性访谈的结果，对于贫困家庭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课题组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父母应对方式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地位

关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研究认为，经济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另外的研究则认为，收入仅在家庭非常贫穷时才会与幸福感有关，当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时，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于静华，2005）。迪纳（1993）在对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综述时发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中，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相关。而由于多数青少年、儿童并没有经济收入，因此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职业类型）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王瑞敏，2007）。

伊斯特林（Easterlin，2001）认为，经济状况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获得，这一过程会受到个体对物质条件的期望等主观因素的调节。而王金霞、王吉春（2005）的研究则发现，家庭所在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家庭背景变量，对中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结论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探讨。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较差，属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这种处境下，他们的经济收入与贫困儿童幸福感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家庭功能

良好的家庭功能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家庭功能不良会导致儿童产生适应不良的表现，出现更多的外化和内化行为问题，心理健康也会受到消极影响。舍克（Shek，2002）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家庭功能越差，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并会表现出较差的学校适应。舍克也发现，家庭功能与贫困家庭青少年的良好适应有较强的正相关，而与非贫困家庭青少年的适应性相关较低。这与有关心理弹性的理论和研究是一致的，即良好的家庭功能对于高危环境中青少年的良好适应的影响更为显著。其可能的解释是，当缺乏经济物质资源和其他可能获得的资源（如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时，家庭功能对处于资源缺乏的家庭成员来说，就构成了特别重要的应对资源，也成为了贫困儿童发展的一个保护性因素。下面，我们主要阐述贫困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

1.父母教养方式

近年来，低保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尼等人发现，贫困的环境可能会导致父母的情绪状况恶劣、夫妻关系恶化，家庭成员之间也倾向使用攻击性的语言来交流。生活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容易表现出抑郁、愤怒和攻击性等情绪特点。

首先，由于各种资源的短缺，贫困家庭的夫妻和亲子之间常常因为如何分配资源和使用金钱而发生争吵。而由于住房条件的限制，父母不可能单独找一个地方来解决冲突，家庭冲突往往直白地发生在子女面前。在中国，低保家庭常常采取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家庭冲突还会发生在代际之间，使得情况更加复杂。而帕特森等人发现，在贫困家庭中，家庭冲突是导致子女产生适应不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冲突发生之后，家长没有妥善修复在冲突中受损的家庭气氛，甚至将孩子卷入冲突中（Achenbach，1991）。

其次，在家庭教养环境中，父母无疑扮演了绝对重要的角色。美国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若以贫困环境作为预测变量，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作为结果变量，那么家庭教养环境因素，诸如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婚姻状况以及情绪状况，对于子女的情绪和行为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贫困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呈两极化，或者因为生活压力太大、疲于应付而忽视子女教育，或者因为急于让孩子摆脱贫困的束缚而关注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要求他在学习、特长方面尽最大的努力（Edler，1999）。同时，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恶劣的经济状况，如低收入、债台高筑、失业，会通过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严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成人在经历了经济状况的恶化后，情绪会变得抑郁、低落，对未来非常消极，情绪稳定性也大大降低，导致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显得不耐烦、忽视，甚至将愤怒发泄在子女身上（Attar，Guerra，Tolan，1994）。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父母疲于应付恶劣的生活和婚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子女的成长问题，并常常把子女的问题当作生活中的又一个压力源。另一方面，当夫妻之间出现争吵，相互之间被对方激怒之后，很容易将这种带有敌意和攻击性的相处模式再应用到和孩子的相处之中。这种从经济压力到夫妻关系恶劣，再到亲子关系恶劣的连锁反应，是导致贫困家庭青少年儿童适应不良的重要因素。

再次，贫困人群长期生活在压力环境中，每天都必须应对各种资源稀缺带来的困难和由此滋生的问题。面对着贫困和资源稀缺这一慢性的压力源，生活在长期贫困中的家庭成员，很容易陷入无助又无奈的状态，即习得性无助。相关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贫困人群的情绪有着明显的调节作用，但也许是因为遭遇了太多挫折，贫困人群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时，普遍倾向于使用否认、忽视、被动等风格的应对方式，很少主动积极地解决困难。被动的应对方式往往和抑郁情绪有高相关。并且，父母是孩子进行社会学习的第一榜样，因而父母的应对方式也很容易传承给下一代（Martha E，Wadsworth，1999）。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总的说来，贫困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惩罚、忽视型的教养行为较多；其二，父母对子女的支持性教养行为不足。这些教养方式特点会对贫困儿童的情绪行为产生影响。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对老师。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亲子之间的互动是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来完成的，父母教养方式无疑会影响孩子的情绪行为。贫困的物质环境会通过家庭教养环境影响儿童的情绪行为。

首先，僵硬、苛刻、亲子之间缺乏依恋的教养方式是导致儿童适应障碍的重要因素。伦珀斯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失业的儿童和同龄人相比，抑郁、孤独和情绪敏感的程度都更高。当调查了这些家庭的教养方式后发现，失业往往导致贫困父母的教养方式前后不一致，且常使用惩罚性的管教方式，并表现出对子女不接纳的态度。唐尼（Downey）等人的研究指出，对于孩子情感和身体上的虐待，会导致儿童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适应问题，如消极悲观、社交退缩、低自尊、社会关系受损等。奇克彻蒂（Cicchetti）等人于1984年至1994年在美国拉美裔贫困儿童中追踪调查了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社会适应的过程。结果发现，生活在以严厉责罚或语言指责为主的环境中的儿童，与其他孩子相比愤怒、沮丧的程度更高，同时还发现，父母的语言指责能较好地预测孩子的攻击性行为以及不服从管教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困难的生活环境下，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是保护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伦珀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能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让孩子感到切实有效的帮助，感到被爱和被关注，那么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意愿会显著增强，沟通的频率会显著增加。同时，父母的支持能显著地降低儿童焦虑、愤怒情绪的水平。贫困家庭父母的一大担忧就是子女和行为不良的同伴在一起，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归属于某个同伴群体的渴望增强，很容易加入某些不良群体，习得一些不良的行为。在坎德尔（Kandel）等人的研究中明确指出，支持性的教养行为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依恋，同时避免儿童从不良同伴那里寻求情感支持。

2.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功能良好的又一表现。关于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关系亲近的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较高、对自我更加满意，抑郁水平也较低（Field et al.，1995；Lasko et al.，1996）。拉斯克等人发现，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与他们所体会到的家庭氛围有较强的相关（Rask et al.，2003）。家庭较为稳定、成员间的相互关心支持、家庭矛盾较少等，都对青少年总体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而如果青少年体会到家庭关系松散和严重的家庭矛盾，会造成他们的幸福感下降（转引自王芳，陈福国，2005）。我国的王金霞、王吉春（2005）的研究表明，亲子关系满意度、对父母婚姻幸福程度的评价能够显著影响中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另外，李思霓（2007）发现，家庭的和谐能够促进亲子两代幸福感的提高。

可见，良好的家庭功能、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能够带来亲子关系的和谐，使儿童的幸福感提升；不良的教养方式则会损害贫困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使儿童的幸福感降低。

（三）父母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指的是个体在应激环境下所做出的自发反应，以及个体减轻痛苦和渡过难关的方式。应对方式是个体成熟而稳定的思维、行为方式，个体在面对应激环境时会采取何种反应模式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特质，同时也和能获得的应对资源有关。

大量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能够中介或调节应激环境对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沃德沃斯（Wadworth）等人指出，应对方式决定了人们在遇到威胁性、挑战性事件之后，如何在认知系统中表征事件性质的方式，倾向于使用逃避、回绝或幻想来应对压力的人在遇到应激事件后会将之表征为威胁，感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对情境失去控制感。特别是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他们每天都面对着大大小小的应激事件，如前文所说，对一般人不构成危胁的事件——如疾病、子女就学等——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压力。沃德沃斯等人的研究发现，使用参与式应对方式的贫困家庭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更倾向去承认现实、解决问题、寻求帮助，并且保持乐观的心态，父母和子女的焦虑、抑郁以及愤怒情绪都明显低于采用逃避式应对的贫困人群。相反，康派斯（Compas）等人发现，反复回想应激事件但不做出相应行为应对的个体，抑郁的程度明显高于常人；而班亚德（Banyard）等人的研究发现，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贫困个体的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以及攻击、退缩等行为问题有高相关。

心理学家指出，长期贫困是一个巨大的应激环境。贫困生活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各种资源，常感到沮丧、无助；同时，在面对生活中的应激事件时，贫困人群比一般人更加容易受到伤害；而有时对一般人威胁不大的事件，对贫困人群来说却是足以威胁到温饱的应激事件。简而言之，贫困人群长期生活在压力环境中，每天都必须应对各种资源稀缺带来的困难和由此滋生的问题，研究他们的应对方式对关注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价值。

那么，贫困人群的应对方式有哪些特点呢？总的说来，贫困人群倾向使用自发回避型的应对方式。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贫困人群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时，普遍倾向于使用否认、忽视、被动等风格的应对方式，很少主动积极地解决困难。沃德沃斯等人针对美国中西部黑人贫民区的质性研究发现，在面对困难时，虽然一部分人也会采取处理问题、认知重建等方式来应对，但是64%的人会采用逃避问题的方式——他们逃避找工作的情景，限制孩子和邻居、甚至亲戚的来往，在采访中拒绝谈论对于自身处境的体会，或者采用宣泄情绪的方式——他们或者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或者发泄对社会、命运的不满。而且，这种情绪往往不经过个体的管理就发泄在家人或者孩子身上。

另一方面，贫困人群的应对资源较少，无论是经济资源、社会支持还是自身的情感资源，都在长期贫困的环境中被慢慢耗尽。根据前面提到的COR理论，当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资源不足时，会想办法保持自己的资源、减少资源付出。使用自发回避型应对方式的个体需要付出的情感和认知资源较少，而自发参与式应对需要个体面对困难、评估困难，进行认知重建，保持乐观的心态，同时耐心地寻找解决方式，这导致付出的资源就非常多。这也是导致贫困人群普遍采取自发回避式应对方法的一大因素。

综上，面对应激环境，贫困家庭的父母会采取不当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会间接地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对孩子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同时，父母不当的应对方式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例如，父母会将经济压力带来的抑郁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成为孩子生活中的消极事件。这些都会导致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