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贫困是一个社会学家使用的概念，那么在心理学家眼里，贫困环境对于个体又意味着什么呢？休斯顿等人提出，贫困不是一个单一的时期或状态，它是一系列消极情景和事件的综合体，会给人们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困难（Huston et al.）。

贫困家庭的儿童长期处于生活资源匮乏、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的环境中。那么，贫困对这些儿童发展会有哪些影响呢？心理学家Hobfall于1988年提出资源保持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COR），该理论认为个体的一生中都努力获得并保持自己所重视的资源，因此，个体对丧失资源的心理感受比获得资源更加敏感。这里所指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资源。

根据COR理论，麦克罗伊德等心理学家指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贫困环境的心理学意义（Mcloyd et al.）。首先，贫困，特别是长期的贫困环境，使个体长时间处于资源稀缺的状态下，个体感受到资源的丧失，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心理特征，例如失业会导致个体较低的自尊水平。其次，贫困环境使个体在面对一系列应激事件时耐受性降低。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对于一般家庭也许构不成应**景的事件，例如子女就学，普通生病等，却会给贫困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而由于长期的资源丧失，使得贫困家庭在面对应激环境时缺乏应对资源。

面对资源的缺失，贫困家庭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正常家庭儿童会有怎样的差异呢？范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满足人的先天需要的范围内，经济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Veenhoven et al.）。经济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根据该理论，贫困家庭的儿童由于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基本的需要不能完全满足，其主观幸福感应该会明显偏低。

关于贫困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以往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贫困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降低。例如，一些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非贫困生有显著性差异。孔德生（2007）发现，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贫困生。余欣欣（2007）对广西省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贫困大学生。胡瑜凤（2007）采用生活满意度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作为幸福感的指标，发现贫困生在幸福感各指标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非贫困生。

目前，国内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考察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上，那么，中、小学贫困生的幸福感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中、小学生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切身感受到家庭的经济压力，自身发展所需的物质、精神资源匮乏。在前面分析中我们发现，与城市正常家庭的儿童相比，贫困家庭儿童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家庭的物质资源指数、儿童教育资源指数也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儿童。那么，在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下，贫困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于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来说，贫困是导致他们幸福感缺失的直接原因吗？

（一）什么是主观幸福感？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被引入我国心理学研究领域。对以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对于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从单一、片面到较为综合、全面的过程（王瑞敏，2006）。

在最初的阶段，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单一的维度。诺嘉顿（Neugarten，1961）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境况的整体性评价，是个体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他认为主观幸福感的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满意度两个方面。布拉德伯恩（Bradburn，1969）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总体或各个不同侧面的自身情感状态所作出的评价，这里的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种相反的成分，总体主观幸福感是这两种情感之间平衡的整体结果。以上两位研究者分别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诠释。由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诺嘉顿主要从认知评价的角度来界定主观幸福感，而布拉德伯恩则主要从情感平衡的角度来定义主观幸福感，不过，这种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考察主观幸福感是比较片面的（王瑞敏，2006）。

与以往的研究者相比，近年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将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都纳入到幸福感的概念中。麦肯尼尔（Mckennell，1980）明确地指出，主观幸福感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组成，其中情感成分与个体在当时经历中的感受相联系，它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而认知成分指的就是生活满意度。在这里，麦肯尼尔虽然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应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成分，但却并未充分分析这两个成分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的贡献大小（王瑞敏，2006）。迪纳（Diener，2000）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界定和维度的划分方式。他认为，主观幸福感应当是情感和认知两种成分的结合。这两个成分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一个关键的指标，它是独立于情感评价的因素。而在情感因素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相对独立的，必须对它们分别进行测量，才能够获得较为重要的信息。迪纳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主观幸福感的构成，对各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而且对主观幸福感的各成分的重要性也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迪纳（2003）构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描述主观幸福感的多层次结构模型，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划分为三个层次和四个领域。其中，最高层是总体幸福感，它反映了对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整体性评价；第二层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两个情感成分，以及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这两个认知成分；第三层则是四个指标的具体可操作的成分。迪纳认为，应该在对认知和情感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对主观幸福感的各水平及分布情况产生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王瑞敏，2006）。

综合以上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和成分的分析，参考迪纳提出的模型，在这里我们把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个体依据其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目前生活质量的现状所作的综合性评价，它由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部分组成。

具体来看，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认知评价，包括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和对自我的评估。前者涉及个体在总体上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物质条件等外部条件作出满意程度的认知性评价，后者主要指个体的自尊水平，即个体珍视、赞许或喜欢自己的程度。将自尊引入主观幸福感，是为了考察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成功的和有价值的，即为了考察个体对自身的评价是否积极。

（2）情感体验，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其中，积极情感指高兴、愉悦、觉得生活有意义、对外界事物感兴趣、心满意足、对未来充满希望等积极的情绪体验；消极情感指抑郁、沮丧、忧虑、孤独、悲伤、烦躁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另外，我们将个体对幸福的整体体验也纳入到了主观幸福感的范畴，将它作为衡量贫困家庭儿童幸福感的整体指标。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对自身的评价、接纳程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越少，则个体的幸福感体验也就越强。在这里，我们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二）贫困影响幸福感的内部机制

对于贫困家庭儿童来说，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缺失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下面几个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一定帮助。

1.目标理论

主观幸福感的目标理论最早由迪纳（1984）在他的一篇综述中加以概括总结（王瑞敏，2007）。该理论认为，当需要满足和目标实现时，个体能够获得主观幸福感。因此，一个人拥有的目标特征，例如目标种类、目标的层次、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目标的最终实现情况，都对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Emmons，1986）。目标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不断的成功时，应对外界生活压力事件时就会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反之，则会更多地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生活中有没有目标、目标是否实现就成为了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个体如果有一定的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就会感到生活有意义，产生自我效能感，并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最终实现目标，从而使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保持良好状态（转引自马存燕，2005）。

城市贫困家庭由于经济压力过大，物质的需要满足较为困难，这就使儿童实现自己的目标时缺乏相应的资源。例如，在我们的访谈中，家庭的经济条件使贫困儿童接受更高级的教育较为困难。在质性访谈中我们也发现，贫困儿童中倾向于回避困难的孩子要远远多于积极面对挑战的孩子，而孩子应对苦难的方式也有着家传渊源。贫困家庭中的父母大多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相应的，大部分孩子也会采用自发回避的方式来应对问题。这种应对方式为贫困儿童解决问题、实现自身理想带来了较大的阻碍。贫困儿童在目标实现遭遇各种困难时，幸福感可能会下降。

2.期望值理论

早期的期望值理论认为，过高的期望值会阻碍个体幸福感的获得。正所谓“知足常乐”，对生活有过高的期望而实现不了，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失落，导致主观幸福感下降。而埃蒙斯（Emmons，1992）认为，并不是过高的期望值，而是人们的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会存在差距，正是这种差距影响了主观幸福感。差距过大时，个体会丧失信心和勇气；差距过小时，个体会感到厌倦。因此，期望值本身并非是主观幸福感较好的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状态与个体目前拥有的外在资源（社会支持、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和内在特征（个人的人格、外貌、人力资本等）是否相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获得（Diener & Fujita，1995）。另外，卡塞尔和赖安（Kasser & Ryan，1993）的研究还发现，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更大。个体对实现内在期望（如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而个体对外部期望（如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越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就会越低。

对于贫困家庭儿童来说，内在期望的实现与外在的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贫困家庭的父母，改变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的经济窘境是他们每天要思考的目标，家长的幸福感在这一目标受到挫折时可能会下降；而贫困家庭儿童对未来也会有着自己的愿望，但是家庭的外在资源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这一期望，这种不一致现象会导致他们的幸福感下降。

3.判断理论

判断理论认为，个体将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进行比较判断时，就会体验到相应的主观幸福感。这里的标准可以是来自自身（例如家庭过去的经济条件），也可能来自外界（例如周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当现实状态优于设定的标准时，主观幸福感就较高；反之，主观幸福感会下降。个体在判断时所使用的标准是这一理论的基础。由于判断标准内容的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其中，社会比较理论较为著名（段建华，1996）。

可以说，社会比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定义自己的特征（如能力、观点、身体健康状况等）时，不是通过客观的评价，而是通过和周围的他人，或自身以往的状态进行主观比较而获得其意义的。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效果，即个体与比自己较好的人比较，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而与比自己在各方面较弱的人比较，则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Diener & Fujita，1997）。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会受其他因素（例如人格因素）的影响，例如，乐观者在与比自己强的人进行比较时，并不一定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McFarland & Miller，1994；Ahrens，1991；Wheeler & Miyake，1992）。并且，社会比较只是能够暂时地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够为个体主观幸福感带来长久的影响（Buunk，Collins，Taylor，et al.，1990），只有当社会比较的结果能够决定个体的目标是否实现时，社会比较才会显著地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是相对的，虽然贫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家庭，但是同属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贫困家庭与城市正常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从社会比较的角度，他们生活在城市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方，同学朋友中不乏“富家子弟”。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发达城市中，贫富悬殊相当严重。贫富社区相隔很近，甚至在同一个社区、同一所学校中都生活着来自不同经济地位水平家庭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生可能会与其他家庭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比较，而比较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幸福感下降。并且，这种不平衡也会导致贫困儿童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低自尊、攻击性强、亲子关系恶化等（周拥平，2003）。

4.适应理论

适应理论认为，当外界刺激不断地作用于个体的生活时，个体会对有关刺激的认识进行重新建构，并获得对刺激的进一步解释（Diener et al.，1999）。当外界的积极或消极事件对人们产生影响时，人们会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不至于过于快乐或者悲伤。并且，个体的情绪系统起初对新刺激的反应会较为强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的强度就会下降。Brickman和Campbell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享受的苦役”，当人们的成就和财产增加时，人们的快感也会相应地增加，但人们的情绪很快停留在这个新的水平上，而不再感到快乐。同理，当人们遭遇到磨难时，人们也会感到痛苦沮丧，但人们会逐渐适应这一状态，不再沉浸在痛苦中。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一些研究结果，例如，为什么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并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新近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早已发生的事件的影响（Headey & Wearing，1989；Suh，Diener，& Fujita，1996）。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适应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个体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这种适应能够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从而使自己的幸福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总之，对于贫困家庭儿童，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儿童及其家长的持久性的应激源，但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家庭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贫困生活，缓解贫困带来的压力，从而使幸福感保持在相对较低但是较为稳定的状态下。

（三）贫困影响幸福感的路径

贫困对儿童生理健康的影响很直观了当，例如，贫困的孩子可能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障，缺少营养，由于生活环境条件恶劣而容易感染疾病等。但是，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心理学家里彻（L.M.Richer）曾提出，贫困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绝不是某一个简单的作用机制能概括的。总的说来，贫困可以使儿童暴露在更多的危险性因素下，并进一步增大这些危险性因素的危害作用。首先，贫困儿童遭受歧视的可能性较大。例如，迪克斯（Dix）等人研究发现，贫困学生感受到被老师忽视和同伴排斥的程度要显著高于一般儿童。其次，恶劣的生活环境使贫困家庭的孩子接触暴力犯罪的几率增高。罗舍（Rocher）等人的质性访谈结果显示，贫困儿童最害怕发生在居住区附近的暴力、贩毒和抢劫事件；贫困家庭的父母最担心子女习得暴力行为，成为罪犯的一员。此外，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受到贫困环境的影响，根据麦克罗伊德（Mcloyd）等人针对美国城市贫困母亲的研究发现，贫困的妈妈对幼子缺乏爱和责任感，常常不耐烦、体罚子女。

另一方面，贫困削弱了保护儿童心理健康的各因素的效用，例如家庭支持系统、社会保障系统以及个体对生活的控制感等。家庭支持系统的基础是家庭成员和谐相处。里克特（Richter）等人在针对南非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常常多代同居一室，导致代际冲突严重；同时，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在如何使用金钱上常产生分歧，在家庭冲突环境下成长的子女对于父母有较强的敌意情绪，攻击性行为较严重。社会保障本来是给贫困人群雪中送炭的主要资源，但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穷人的声音》白皮书却指出，第三世界贫困儿童能够享受的医疗保险不及发达国家儿童的十分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针对儿童的心理保健系统。这些都说明贫困家庭儿童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心理学上，控制感指的是个体认识环境和改变环境的能力体现。临床显示，低控制感是抑郁症、焦虑谱系障碍病人的共同特点。纳拉扬（Narayan）等人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对于穷人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那种一切都不在掌控之中的感觉”。由于经济资源稀缺，贫困人群在生活中可进行自主选择的机会很少，他们长期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习得无助的心理特点相当明显。

不管是哪种机制，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一般认为贫困不会直接对儿童的情绪行为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以及学校系统等产生间接性的影响。这与我们在访谈中得到的结论一致。同时，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两个系统影响的比重不同。蔡森（Chassin）等人发现，对青春期初期以前的儿童，家庭系统在贫困环境和儿童情绪行为之间起到主要的中介和调节作用，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和同伴的影响更大。本研究针对的是6-14岁的儿童，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家庭教养环境的作用机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