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长期的贫困压力对这群孩子们的心理行为特点的影响，作为教育者，我们该如何切入，以帮助这些青少年应对贫困生活的压力，使他们的人格、情绪和行为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呢？在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相关资料，并且综合了质性研究调查的结果之后，我们将重点放在贫困家庭的教养环境方面。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了父母应对压力的方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式。

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贫困家庭的父母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呢？经济压力对于父母的教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贫困家庭父母的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有什么特点。

表4-24 父母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的描述分析

应对方式的分数是指积极应对分量表得分减去消极应对分量表得分，而教养方式的分数是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得分减去积极教养方式分量表得分。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家庭的父亲应对方式趋中，稍偏向消极；父亲的教养方式整体也趋中，稍偏向消极。贫困家庭母亲的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特点比较突出，两者都很明显地偏向消极（注：父亲母亲样本量不同，是因为部分受调查家庭是单亲家庭，或离异、或一方早逝）。

这样的结果暗示，贫困家庭的母亲在应对困难的时候倾向于使用回避、否认、幻想或不理性的发泄方式。在对于子女的教育上倾向于使用过度保护、过度苛责的方式，与子女比较疏远。教养方式量表采用的是子女评价父母的方法，而这样的结果正表明了贫困儿童对他们父母教养方式的感受。

在本研究中，贫困家庭的父母令人担忧地表现出过度保护、过度严苛、疏离等教养特点，这对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无疑是负面的。正如我们在质性调查中发现的那样，在量化调查中贫困家庭的教养方式也呈现出两边倒的现象。一方面，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父母不堪重负。在调查中，贫困家庭的父母要么是因为身体残疾或能力欠缺没有工作，要么就为了微薄的收入疲于奔命；贫困家庭的母亲每天工作时间平均为8.75小时，母亲疲于应对生活压力，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如何应对拮据的生活上，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教育子女，无法抽身关注孩子的需求，因而造成亲子疏离。上文提到，贫困家庭中父母辅导过孩子功课的次数远远不如非贫困家庭，这固然有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亲子疏离、父母无法顾及子女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父母会将改善生活境遇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害怕孩子因为出身贫寒受到伤害，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同时，他们又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或奋斗改变贫困的命运，对孩子的学习和各方面表现都比较苛刻。

为进一步探讨经济压力、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三者的关系，我们对这三个变量作了相关和回归分析。

表4-25 经济指数与父母应对方式、教养方式的相关指数（n=187）

从表4-25可以看出，经济指数和母亲的应对方式以及母亲的教养方式有显著相关，但是与父亲的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相关不显著。另外，父亲和母亲的应对方式，以及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相关不显著。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其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有着显著的相关。

相关分析的结果给了我们两个重要提示：一方面，经济指数和贫困家庭母亲的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有密切关联，说明生活在经济压力下的贫困母亲在教育子女和应对困难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另一方面，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都有较高的相关，说明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的特点。这符合我们的假设，实际上，教养子女是一件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尤其在贫困家庭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子女的教育更加成为一种应激源，父母平时如何应对其他困难，在完成子女教育任务的时候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风格。为证明这样的假设，我们将经济指数和应对方式作为预测变量，对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4-26 经济指数、应对方式对母亲教养方式的预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经济指数和应对方式对于母亲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显著，有很强的预测作用。这和上文中的相关分析一致。同样，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前文提到，教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应对方式，是父母在面对“子女”这样一个应激源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贯性的行为模式。当母亲在面对其他压力的时候会表现出“可以回避、忽略”、“不合理地幻想”、“不考虑后果地发泄情绪”等行为，类似地，她们在面对抚养子女的压力时也会相应地表现出“忽略疏远”、“过度保护”、“过度苛刻”等特点。这也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施以援手的契机。虽然成人的应对方式相对稳定，但还是可以通过咨询、教育等方式掌握一些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而通过改善应对方式也能够起到改善贫困家庭教养环境、提高贫困家庭教育质量的目的。为探究经济环境和家庭教养环境对贫困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对涉及的几个变量作了相关分析。

表4-27 经济指数、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与儿童心理健康变量的相关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父母的应对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与行为抑制、焦虑、抑郁3个变量都有显著相关，而经济指数只与抑郁水平有显著相关。从结果中，我们可以初步探知父母的应对方式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经济指数与后者的直接联系不是很大，只和抑郁有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和教养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变量的影响机制，我们对相关变量作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4-28 经济指数、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经济指数对行为抑制、焦虑和抑郁3个情绪行为变量都没有明显的预测作用，父亲的应对方式对于抑郁情绪没有明显预测作用，而母亲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对3个心理健康变量都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父亲教养方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

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压力对于儿童的行为抑制、焦虑和抑郁没有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即家庭的教养环境才是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母亲教养方式能够进入回归方程，说明母亲的教养方式是预测青少年焦虑的良好指标，是影响青少年焦虑水平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苛刻要求、过度保护、亲子疏离等非积极的教养方式与子女的焦虑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受到母亲非积极教养的子女焦虑水平更高。同时，母亲提供帮助与子女焦虑、抑郁和行为抑制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能够及时发现子女的需求并提供帮助等积极教养方式能够降低青少年的焦虑水平。

但是，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经济压力对于父母应对方式、教养方式有显著的影响，那么，物质环境和教养环境如何共同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探寻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根据路径分析的结果，我们得到了下图中的预测模型。在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环境作为压力源虽然对于儿童的抑郁、焦虑和行为抑制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是它能够通过父母的教养方式来传递这种压力。换言之，经济压力塑造了贫困父母特殊的教养方式，而这种特殊的教养方式将经济压力间接地传达给他们的子女。同时，作为教养方式的泛化，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起到了不可小觑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但父母若能具备积极开放的应对方式，其教养方式相比消极应对的父母要积极得多。

图4-2 经济环境和教养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预测模型

表4-29 经济环境和教养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预测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非积极的教养方式表现为：亲子之间没有亲密的联系，关系疏离；对子女要求过高，标准苛刻，常给予消极反馈；对子女过分保护，限制子女独立自由地与人交往或承担某项义务；对于子女的需求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

对于贫困儿童来说，其经济环境限制了他们探索新环境、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因此和他人相比获得别人赞同、表扬的机会较少。作为他们最亲近的母亲，本来是最能够给予帮助的人，但是不良的教养方式使母亲不能有效地给予子女关爱，提供温暖和支持。相反，她们出于保护子女远离危险的目的，限制子女在她们认为安全的范围内活动，并限制子女的社交对象，为子女设置行为处事的“模板”，甚至代替子女作决定，这种教养方式更加减少了贫困儿童培养独立自主能力的机会，减少了他们尝试新环境、承担新任务的可能性，使他们在面对新异刺激或新异环境时，体验到的焦虑、抑郁情绪更严重。同时，对于子女过分苛刻的要求使子女难于令母亲满意，子女总是从母亲那里得到负评价，这对于本来就难于听到别人赞扬的贫困儿童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容易使子女不堪压力，产生自卑情绪。而在压力情境和自卑情绪的双重作用下，儿童极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与此相反，若母亲能够以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待子女，善于体察子女的需求，给予关爱，给子女设定适当的要求标准，既鼓励子女突破自身退缩、畏惧的气质限制，又不给子女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容易体验到温暖，哪怕在探索新环境时遭遇失败挫折，也能够从母亲那里得到及时的鼓励和支持，这样能够有效地增强他们的自信，降低其焦虑、抑郁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