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直觉、洞察作为把握世界及人自身的方式，其作用往往较直接地涉及内在的心理、意识过程；相对于此，语言的运用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人的内在力量。以逻辑形式及逻辑关系为主要关注之点的某些实证主义者及分析哲学家每每把想象、直觉、洞察仅仅归结为心理现象，并由此将其放逐于哲学领域之外，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到，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未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当然，在肯定想象、直觉、洞察等方式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展示了人性能力的同时，我们无需由此而否定这些方式与心理过程的切近联系。一般而言，心理过程较多地涉及个体性，与之有所不同，语言则首先呈现公共、普遍的品格，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评，已从一个方面突出了这一点。语言的以上特点，同时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人性能力的社会历史之维。

乔姆斯基曾对人的语言能力给予了相当关注。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概念出发，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并将后者与人心的先天禀赋联系起来。[36]在乔姆斯基看来，未来的使命是发现人心的这种先天结构（innate structure），而这种结构既非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结果，也非进化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的产物，它完全具有神秘性（total mystery）。[37]对语言能力独特性的如上肯定，无疑同时渗入了对这种能力的注重，然而，从人心的先天结构去考察语言能力，并将这种结构视为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则很难视为合理的进路。语言能力诚然与人心存在种种关联，但这种联系并非仅仅以先天或神秘的形式呈现。就个体而言，乔姆斯基所说的先天结构，可以更合理地理解为内在于人的可能趋向，这种趋向与类的历史演化过程难以分离，其本身也唯有在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为现实的能力。要而言之，作为基于类的历史演化的可能趋向，语言的潜能非个体创造或个体作用的结果，而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先天的根据，但从先天根据或潜能向现实能力的转换，则以社会的交往过程为前提。

语言能力的形成与作用过程，首先涉及思维活动及思想内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有其复杂性，就现实的形态而言，无论从类的角度抑或个体的视域看，二者都非直接同一。人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在语言形成以前，早期的人类已有某些意识或观念；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则从个体的层面显示，意识或观念在掌握语言以前往往已出现。同时，一方面，人所具有的某些思想观念，常常无法完全以语言加以表达，如某种不可名状的痛苦，某些找不到适当的语词来表达的想法，都以不同方式表现了思想与语言的某种距离。孟子认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38]，亦从伦理的角度，肯定了心非限定于言。另一方面，语言也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具体地表达思想。无意识地说出某个词、某句话，便并不真正地表达某种思想。尽管对这种现象可以借用无意识理论来分析，但无意识的言说，毕竟不同于思想的自觉表达。以上现象表明，广义的思想并非绝对地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也并非在任何场合都表达思想。

然而，从实质的层面看，有意义的语言总是包含具体思想；自觉、系统形态的思想，其凝结、发展、表达，也离不开语言。戴维森（Davidson）曾指出：“没有语言，可能不会有很多思想。”[39]换言之，丰富而系统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蒯因（Quine）在谈到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时，也认为：“我们的第一个精神禀赋（mental endowment）是本能，随后到来的是思想，接着出现的是语言。由于语言，思想走向了丰富和发展。”[40]从内在的方面看，有关思想与语言或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其要义不在于两者孰先孰后，也不在于无思想的语言或无语言的思想是否可能，这里更具有实质意味的问题是：一方面，语言作为有意义的符号系统，以思想为其具体内容，从而，有意义的语言离不开思想；另一方面，语言又使思想得到丰富与发展，与之相应，较为系统的思想总是以语言的把握为其前提。在智力充分发展的背景下，即使无法以适当语词和语句表达的思想，也以语言的掌握为背景，这里的问题只是所掌握的语言暂时不足于表达有关思想。不难看到，言固然往往不足于尽意，但这种不尽意（无法充分表达），又基于对语言的某种掌握；所谓不足于尽意，无非是已把握的语言尚未能充分表达相关之意，后者显然不同于前语言条件下的意识活动。

语言对思想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使概念性思维成为可能。思维不同于情意等意识活动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展开内在地基于概念系统。概念本身的形成，则离不开语言形式：概念所内含的意义，总是需要语言来加以确定、凝结。没有语言，概念的形成便失去了前提，而缺乏概念，则概念性的思维也难以想象。当然，语言作为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唯有在实际的运用中，才具有内在的生命。奥格顿与理查德已注意到这一点：“众所周知，词本身没有‘意谓’（‘mean’）任何东西，……只有当思维者运用它们时，它们才代表什么，或者说，才有了某种‘意义’（‘meaning’）。”[41]这种运用，始终伴随着思维过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思维赋予语言以现实性的品格。

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语言的运用既使特定对象的认识成为可能，也为普遍之道的把握提供了前提。中国古典哲学在肯定以名指物的同时，又确认以名喻道，已注意到语言在把握经验世界与形上之道过程中的作用。以名指物主要是以语言描述特定时空中的对象，以名喻道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前者显示的是存在的某一方面或层面，后者所敞开、澄明的，则是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

作为把握世界的形式，语言不仅构成了认识对象的条件，而且使知识经验的凝结、累积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语言系统，一定背景、条件下的认识成果被确认、沉淀下来，从而避免了随着特定情景的变迁而消逝。也正是通过语言系统，知识经验得以在知、行过程的历史展开中逐渐积累，从而使之能够前后传承。凝结于语言的知识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人性能力的延伸和外化，人性能力则为知识经验所进一步发展。同时，作为交流的中介，语言又为不同个体及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提供了前提，后者进一步使知识成果的彼此分享成为可能。语言所具有的以上品格，不仅使人对世界的把握超越了当下性与直接性，而且使个体不必重复类的认识过程，人的能力由此奠基于类的认识历史之上。不难看到，语言能力既构成了人性能力的表征，又内在地提升了人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