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如果我们撇开评达里蒙的第一部分，马克思随之讨论的就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物的依赖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构成这一论述的前提，而资本逻辑则构成了这一论述的直接话语体系。
在进入市民社会的讨论之前，马克思评述了达里蒙银行改革的主要构想，即想在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劳动券而消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体系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商品二重性和交换的普遍化，是货币得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基础，只要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劳动券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矛盾。这意味着达里蒙的银行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现代交换体系及其根源。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进入对现代交换关系与前现代关系的比较论述，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
马克思一开始遵循着斯密与黑格尔的思路，从分工与交换出发来分析现代市民社会，从而揭示商品交换得以产生的条件和影响。交换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但那时的交换存在于氏族与部落的边缘，不具有普遍性。现代商品交换则是一种普遍化的关系，即一切都被纳入交换体系。这种交换体系的产生“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28]这正是斯密以人的本性来说明交换并以此论述分工的历史基础。
对于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合法性，在古典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有两个重要的辩护：第一，分工和交换源自于人的需要，这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体系；第二，正是在普遍化的分工与交换中，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普遍利益的发展，这意味着分工与交换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29]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一章中进行了多次的概括。“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30]另外，他在“第187节”、“第199节”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对交换的这一理解，马克思随之进行了两点反驳：第一，“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31]。如果我们将这一批判与《法哲学原理》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这一反驳是在重申黑格尔对斯密的批判。黑格尔通过考察劳动体系（在黑格尔那里，这一体系以分工与交换为核心内容）认为：现代劳动体系在促进人的解放和财富的增长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这主要体现在：（1）个人成为他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2）个体自身被抽象化、孤立化、机械化了；（3）这一过程使特殊性得以彰显，是对普遍性的否定。应该说，马克思的第一条反驳是在读懂黑格尔之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反驳。马克思的第二个反驳是：“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换的社会条件决定的。”[32]在我看来，这一反驳正是马克思超越斯密与黑格尔的地方。如果说斯密从正面肯定了分工与交换的意义的话，黑格尔则看到了分工与交换的否定方面，这是他强调从市民社会走向国家的重要理由。对于马克思来说，将私人利益置于社会之中，这就跳出了从私人利益而来的道德伦理视角，这实际上也是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的重要视角。另外，将私人利益与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者如达里蒙等人的重要区别，因为这里的深层问题在于：需要揭示的是这种社会条件是如何构成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需要从交换层面走向生产层面，这正是《大纲》即将深入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产生于生产领域而非交换领域，这是走向资本生产理论的重要转换。同样，现代市民社会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生产层面的问题，是资本逻辑的问题，而不是财富分配或伦理正义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毕竟是第二层面的。
由现代分工与交换体系产生了现代的“社会”。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社会”是从家庭解体中产生出的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普遍性的伦理走向特殊的阶段，也就是现代劳动体系所建立的新的历史阶段，所以“社会”是一个特殊性为主导的领域，市民社会就是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作为普遍性的伦理虽然被承认，但这是一种外在的承认，“这种普遍性，作为被承认的东西，就是一个环节，它使孤立的和抽象的需要以及满足手段与方法都成为具体的、即社会的”。[33]因此“社会”中的个人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现代个人也是通过“社会”而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外在的依赖关系，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伦理性东西的现象界。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34]由于这些互不相干的个人是通过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联系就体现在交换价值上，体现在货币上，个人也是通过货币实现着对他人的支配，这是一种装在口袋中的社会权力和联系。对于这种联系，马克思称之为“物的依赖关系”。
什么是“物”的依赖关系呢？这里的“物”意味着什么？黑格尔在讨论所有权时涉及这一概念。黑格尔认为，人是一种理念的存在，必须给这种存在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这就是所有权。因此所有权涉及“物”的外在性问题。这里的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实体性的东西；二是指与实体性东西相反的东西，即对自由精神来说是纯粹外在性的状态[35]，这体现了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一种异己的状态，即与自由的人相出离的状态。马克思也是在这双重含义上对物的依赖关系进行了描述：
第一，个人对生产、活动的关系表现为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第二，产品的社会形式即交换表现为对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在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这种物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货币，货币成为独立于个人之外并拥有支配个人的强大力量的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36]交换价值一方面是以个体的全面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又以私人利益的相互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基础，这意味着交换本身以漠不关心的形式使人们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联系。这些正是物的双重含义的体现。在普遍化的交换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随之转化为物的能力，即货币的能力，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成为交换的目的，它拥有的力量越大越普遍，把个人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也就越小；交换越发展，也就越快地摧毁共同体。
第三，每个个体都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由于交换的普遍化，人们只有通过占有交换的中介即货币才能占有支配社会与他人的权力，也才能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占有表明个人只能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社会生产。这里的问题在于：并不是因为货币的产生才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物化，而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才使货币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既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同时又表明，劳动货币理论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
第四，物的依赖关系是一种抽象的、内在对立的关系。物的关系使个人受到抽象统治，这种抽象是交换所具有的特征，将抽象理解为观念先行，这正是对物的关系的理论表现。“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7]现实的抽象成为观念先行的基础，这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现代意识形态将现实中的抽象统治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观念统治，并通过论证来加强这一统治的信念；二是哲学家容易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观念统治与人的解放等同起来。这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关问题的深化。这种深化是通过对商品交换的哲学分析实现的。这种抽象的统治来自于商品交换所实现的形式化和数量化，马克思这样进行了描述：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1）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2）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然特性消失了；（3）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即它与其他一切商品赖以相等的一定比例已经确定，它是作为货币的商品，而且不是作为货币一般，而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38]
除了抽象统治一切之外，物的依赖关系还具有对立的特征。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二重性表明商品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交换的过程就是这一矛盾展开的过程，货币则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但货币本身又体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也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并最终会导致其崩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39]这种对立并不是通过劳动券就可以消解的。
相比于传统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言，物的依赖关系一方面虽然体现了人的异己性存在，但另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又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0]正是在分工与交换的基础上，产生出协作与竞争，产生出世界市场。这就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世界历史时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41]当然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表明，这种普遍的联系还是以异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生产也还只是为社会的生产，还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对这一社会形态的超越，就是马克思在此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即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