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体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两次重要的理论建构：一是肇始于第二国际时代，通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物质本体论模式，这一模式直接影响到苏联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逻辑。这构成了哲学传统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二是强调实践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形成了实践主体性的解释思路。这一思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那里，表现为张扬人的主体性，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解释思路，这是中国学者面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变迁，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构架。这是从物质决定论向实践主体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仅推动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且促使国内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取得诸多创造性成果，甚至形成了具有学派特色的解释体系。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就需要对过去的研究史进行一个简要的清理，以便为新的讨论提供契机。

哲学传统教科书从三个层面对主体进行了定位。第一，在本体论上，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这种决定作用，既体现为时间意义上的物质优先性，又体现为意识内容上的物质决定性。第二，在认识论上，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第三，在历史观上，强调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严格说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体，在哲学传统教科书中，只存在于认识论与历史观领域。由于这一思路将本体看作超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因此，主体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当主体进入这个世界时，也只能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这使得整个解释体系具有了“宿命论”的特征。

上述的这种解释模式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柯尔施认为，这种解释是将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拉回到了前康德哲学的水平，从而回到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传统中，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就是要重新回到黑格尔的主体性理论传统，重新将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批判的哲学。在卢卡奇看来，物质本体论的解释模式，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客体为内核的革命的辩证法，因而陷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及对这一现实的拜物教意识中。如何实现阶级意识的自觉并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统治，构成了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身陷牢狱的葛兰西，通过反思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前提与革命实践，认为这种带有机械决定论的解释模式，与超验唯心主义两极相通：“当你在斗争中不具有主动权，而斗争本身最终等同于一系列失败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变为道德抵抗、团结一致、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一种巨大力量。”[1]这时在“大众的意识中，这个概念是对‘如上帝的意’这一呼告的替代品”，[2]无法改变的现实也就被披上了某种合理性的目的论外衣，机械唯物主义随之变成了一种超验的唯心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曾经是而且还继续是一种‘必然性’，一种人民群众意志所采用的必然形式，一种使世界和现实生活合理化的特定方式”。[3]在他们看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所关注的是与人相关的世界，即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生活。因此，这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之前的世界是否存在，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如何通过作为主体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实现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强调主体及其历史作用的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需要在这一维度上来展开。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实现了解释构架的转换，即从传统教科书体系转向了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实践、主体成为这一解释构架的核心范畴。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一转换改变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改变了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形成了新的理论构架，并为独创性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哲学实践的视角来看，强调主体与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呼应，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社会发展注入了精神力量。虽然国内实践唯物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主体出发的探索，在理论目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来看，这些探索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构架。

第一，将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社会历史领域，把实践看作社会存在的基础，有的学者因此提出了实践本体论或劳动本体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通过批判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4]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进一步认为“劳动过程乃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乃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本体论基础”，[5]并以此来展现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批判性认识。与此相应，柯尔施同样认为，马克思使一切科学所探讨的经验领域的一切现象，“无条件地服从于他在理论上批判的、在实践上革命的社会研究的新的唯物主义原则。从一个方面来看，他并不承认一种‘更高级的’、脱离历史与社会范围的所谓‘精神’生活的领域与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中，还运用历史的与社会的范畴如工业、‘经济’、物质生产，论述了历史与社会现象本身的整个自然基础”。[6]在关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具体讨论中，柯尔施同样以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并以此作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根基。

在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学者们同样强调实践的社会存在论意义。虽然对实践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有的学者强调实践超越论，有的学者强调实践本体论，还有学者试图将实践与物质本体论协调起来，但从总体上来说，强调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几乎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与此同时国内出版了不少以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基础的理论著作。对以人类学意义的生产逻辑为原型的“实践”的社会存在论意义的强调，构成了实践主体性解释构架的基础。

第二，将主体性作为马克思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过程，将自然作为与人相对立的客体加以观察和研究，以便控制自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体现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统一性，当这种统一体被资本主义社会打破后，人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统一性，在哲学逻辑中，对这种统一的追求，就体现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置于中心地位的就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关系”。[7]按照他的理解，由于物化现实以及相应的拜物教意识，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在历史中的统一性问题，当马克思将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置于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凸显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哲学难题。

与卢卡奇的这种学院式哲学话语表述不同，葛兰西则直截了当地认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他们创造着社会，他们彼此联系、相互理解。在这种相互联系（文明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了解经济事实，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事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像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始道路。[8]

正是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强调，使得葛兰西在评论俄国十月革命时认为，相比于将《资本论》解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资产阶级化”的思路，十月革命是一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因为正是在这一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国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不管是反对实践本体论还是赞同实践本体论，对主体性的确认并将之作为马克思哲学阐释的基本原则，以强调主体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是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逻辑一致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回应，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及其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不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论证，而且即使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理解，也还是为后来富有个性的解释框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9]

第三，强调历史与自由时间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境域。在卢卡奇看来，要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及其拜物教意识，只能求助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无产阶级在其历史实践中，不断感到自身被物化和被边缘化，从而才能有距离地审视自身在社会存在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物化现实和拜物教意识相脱离，并最终能够将人从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双重奴役中解放出来，达到阶级意识的自觉。这是一种辩证法的逆转，这种辩证法来自于历史。在这里，历史意味着真正主体的生成，推动着无产阶级的意识上升为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的自我意识，“如果资本的物化被溶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那么在这种立场上，无产阶级就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尽管是被束缚的和暂且是不自觉的——主体”。[10]在这里，历史是摆脱物化统治后与物化劳动时间相对立的自由时间，是真正的主体得以生成的境域。

在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学界关于“历史”概念的重新讨论，同样体现了对主体解放境域的思考。在一些学者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主要指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主体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过程，这同样是主体得以对象化自身的境域，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空间。与此相一致，在关于自由王国的讨论中，学者们除了关注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传统讨论之外，更为关注自由王国对异化或物化世界的解放意义。

上述讨论的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解释的基本构架。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思路，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文本中所展现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解读与延伸。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思路不仅不能勾画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复杂性，更不能呈现《资本论》的逻辑构架。为了更好地探索资本逻辑构架中的主体问题，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主体问题的理解加以讨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