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机器的普遍应用，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现代工厂不仅用机器来制造可进入日常消费的产品，而且以机器来制造机器。“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24]蒸汽机将水转变为蒸汽，从而把单纯的自然力转变为社会力量，这种由自然力转变而来的社会力量，资本家是可以无偿使用的。
对自然力的运用，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并将科学与技术的革新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这是一个双向的推动过程。马克思以磨的改进史具体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磨在奥古斯都时代自亚洲传入欧洲，直到11世纪风磨的发明后才开始广泛应用，但磨的真正改进是在17世纪。这种改进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磨的运行环节上的改进。从磨的结构来说，磨的运行体现为齿轮之间的相互咬合，并通过传动装置来推动磨进行工作。在17世纪之前，人们关注的是磨的动力问题，从风磨到水磨，关注的都是其动力。到了17世纪，人们开始关注齿轮之间的摩擦问题，由此产生了摩擦学说，并在18世纪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二是磨的动力变革。在充分利用水力的要求下，18世纪，水利学和水利工程学被许多发现所充实，水轮本身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专门的理论。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力的作用，18世纪发明了专门确定水的速度的流量计，进行水准定位或水位测定的水准仪或水准器，从而极大地利用了水力，“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25]。自然因素的利用，与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物理学、化学、数学也正是在17世纪之后才大力发展起来的，“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26]科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通过机器这一中介，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机器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加剧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在17世纪，反对机器的斗争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到19世纪初，在英国还发生了大规模破坏机器的鲁德运动。针对工人破坏机器的运动，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7]在这里，马克思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以区分，这意味着，机器本身是纯洁的，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机器的应用则是有问题的，使机器成为奴役工人的自组织系统。与之相应，科学也同样可以做出区分，即科学与科学的应用要区别开来。“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8]，并使科学成为决定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因素。
从马克思关于机器与机器的使用、科学与科学的使用之间的区分来看，在其思想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来自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视角，在这里，他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所起的推动与解放作用，在这个维度上，机器以及科学、技术等，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果说机器直接体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那么科学则体现了人类理论的进步。二是源自资本逻辑的视角，在这里，马克思强调机器与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机器与科学的应用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重要生产手段，另一方面，正是机器与科学的应用，才使得工人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在这种斗争中，机器与科学又成为奴役和统治工人的手段，是使工人就范的重要力量。如在讨论到机器时，马克思说：“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29]在讨论到科学时，马克思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0]这是资本逻辑视野中的机器与科学。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这种区分，在第二国际以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将科学、技术等看作是中性的，而在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纯洁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马克思强调的上述区分，可以说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特别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这就将机器生产机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更新等过程直接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合为一体，这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科学时指出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31]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直接劳动相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进而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但科学的这种独立性同样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制约。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32]
科学的独立性只是外在的表象，机器也同样如此。按照这一思路，上述关于机器、科学，以及机器、科学的应用之间的区分，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是很难做到的。在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的地方，机器及其发展与应用、科学与技术及其发展进步与应用，两者很难区分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当机器、科学越来越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不只是生产中的技术操作问题，也不简单地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机器、科学与技术对工人的奴役问题，而是工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重建问题，这种重建会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心理结构及其思想观念，并逐渐沉淀为其行为习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曾以曼彻斯特市为例，来讨论大工业生产对工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从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即工业区、工人生活区、商业区、资本家的住宅区的区域区分开始，以精细的文字描绘了工人生活区在街道上的布局，工人居住空间的现状，工人衣着和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和质量水平，家庭生活的空间等方面，全面展现了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都市无产阶级从日常生活到日常行为以及伦理观念的变化。[33]因此，一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意味着技术操作上的进步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器发明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等，推动着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尤尔的《工厂哲学》时所转述的：“‘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34]当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不断地再生产自身时，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也随着资本的再生产而生产出自身，或者说，正是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才真正地推动着资本的再生产。可以说，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资本的再生产又进一步推动着科学与技术的创造，并通过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直接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这一区分中，他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同样区分开来，但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这时生产逻辑并不是作为独立的逻辑发生作用，而是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发生作用，或者说被整合到资本逻辑之中并通过资本逻辑来表现自己，这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等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有力中介，正是因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形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方式。机器、技术与科学的自身存在方式已经与资本逻辑的存在方式合为一体，无法简单地分割开来。资本逻辑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首先呈现为科学革命与技术革新上的问题，而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就会形成相应的行为规则、思想观念、管理准则，带来社会关系和日常交往形式的变化，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资本逻辑迈向新的运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相应地改变了其中性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但他还确信能够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但随着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展，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成为工人能够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依附于资本逻辑，对科学与技术的认同，也就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认同，科学、技术的逻辑将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逻辑。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区分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模糊，能够控制技术的规则日益被技术本身的规则所改变，这时就会产生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进程，也才会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关于技术的批判。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批判的再反思，虽然将生产力与交往活动以及相应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平行化的理解，而不是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副产品，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同样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操控特性，看到了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意义。[35]这也表明，我们需要走出科学、技术、机器的中性观念，要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视角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