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运用不仅改变了社会存在，而且直接改变了工人的生存处境。这种改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人的机械化与碎片化。随着机器取代人力，特别是由于发动机的发展，一台发动机可以推动许多工作机，两者之间的相互推进形成了庞大的机器装置。机器装置支配生产过程的地方，或者存在着机器的协作，或者形成一个机器体系。在前一种情况下，整个产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的操作，或者是由原来一个手工业者自己就可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共同完成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工人的劳动过程都被分解了，每个工人的劳动都只是整体工作中的部分，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工人之间的协作表现为共同作用于工作机的空间组合，这种组合是按照技术原则来展开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对象依次通过一系列相互连续的不同阶段，这些过程之间相互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形成机器体系，每个个体的工作更加显得微不足道。“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0]，个体也就越来越不得不适应这个过程，并且工人的数量按照机器所需要的比例来分布，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越来越机械化时，整个机器就成为一个无人身的器官，机器体系越完善，这个无人身的器官也就越将人整合为自己的螺丝钉。

大工业越发展，原来具有技术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少，斯密所说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也就越来越变成机器体系内部的分工。反过来，人越来越机械化的时代，才可能真正推动机器体系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21]技术的消失，工人不得不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劳动经验中获得的技能和成规。如果说在大工业之前，劳动过程更多体现了工人的主观性，那么在大工业中，机器的客观过程支配着主体。

第二，妇女与儿童的生存状态恶化。机器的使用使得肌肉成为多余的东西，相比于成年男性，妇女与儿童更适合于机器劳动过程，“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2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传统的家庭关系解体了。这种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妇女与儿童进入了现代生产体制中。当妇女和儿童能够找到工作而成年男子却失业在家时，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必然逐渐解体，施加于成年男人身上的剥削，现在施加在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不仅夺去了儿童自由发展的时间，而且也夺去了整个家庭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当妇女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生活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儿童死亡率的增高，甚至造成妇女虐杀儿童现象的出现。

更为悲惨的是，当妇女和儿童成为劳动力时，她们也就成为自由市场的商品。当工人无法将自身作为商品出卖时，他就可能成为出卖妻子儿女的商品所有者。这是与黑奴贸易相似的奴隶制，只不过这种奴隶制被打上了“劳动自由”的标签，或者说，这种买卖合乎人的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而在这种“平等”的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智力的荒废，这是人为的无知状态，这种状态无疑强化了妇女、儿童对现实的依附。

第三，劳动时间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加大，加强了工人在身体与心灵上对机器的依附性。机器的发展使劳动资料的活动越来越离开工人而独立，为了缩短机器的使用期限，资本家既希望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希望提升工人的劳动强度，“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23]。机器不仅没有成为解放工人的工具，反而成为折磨工人的手段。机器作为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则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中。这种状态在科学、技术主导生产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