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开始关注机器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摘录的方式表达他对机器的定位，即机器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和压抑，以及机器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重要工具。在第一手稿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讨论中，马克思在工资和利润栏下都摘录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机器的讨论。

在“工资”栏，马克思主要摘录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关于机器的部分讨论。舒尔茨指出了机器的社会运用所导致的二律背反：（1）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在精神方面的发展，需要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的自由时间，机器的发展和应用会赢得这种时间，但在现实中，机器的运用却导致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减少。（2）机器的应用，本该表现为工人使用机器，但在现实中，由于分工的发展以及机器的应用所形成的单调劳动，使人本身变成了机器的附件，甚至变成了机器，这体现出“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的根本对立。（3）本该为人类未来生活提供帮助的机器，在现实中却成为压迫和奴役工人，并使工人内部产生分裂的工具，导致工人处境日益恶化。[1]当机器日益取代工人的劳动时，既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

在“利润”栏，马克思在讨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时指出，这种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他摘录了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即认为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约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而机器就属于固定资本。[2]另外，斯密也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资本在积累时，更易带来固定资本的积累和简化，采用新的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形成竞争优势。斯密没有区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马克思此时也没有这种区分，因此，这个摘录是为了说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关系，主要重复了斯密的讨论。

马克思将工资、利润和地租并置起来讨论，主要是为了说明三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带有实证性的分析思路，在“异化劳动”部分，则成为劳动异化的经济学例证。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焦点在于人的类本质及其现实异化，经济学本身还只是这种异化批判的“现实”材料，这注定了马克思此时虽然已经关注到机器，但这种关注并不是自觉的，只是余光所及，机器也只是作为说明人的类本质异化的工具。

对机器的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揭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讨论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建立在一般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历史，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所讨论的历史，它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体现为家庭、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变迁。在这个维度上，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类的历史。“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二是与现代工业直接相关的历史，可以说是狭义的历史。虽然对狭义的历史的讨论离不开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马克思在讨论了历史的三个前提之后指出，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现代社会，就需要把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但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4]。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现代工业所创造的历史，即一种“历史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当时是由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而开创的，对于当时仍处于城邦割据时代的德国来说，这个狭义的历史的确缺乏“感性确定性”。这也是德国的历史学陷入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原因。

从这一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对机器的理解关注的是其在历史变迁中的意义，特别是在与工业相关的历史发展中的意义，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以机器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是打破传统生产方式、开创现代生产方式的重要力量。“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5]，正是以上述两种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才开创了现代工业，促进了现代交往关系的形成，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机器的使用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6]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马克思指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催生了大工业，“采用机器进行最广泛的分工”，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重要特征。大工业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7]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机器的讨论，以新创立的生产逻辑为基础，强调的是机器的社会历史意义，没有对机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地讨论。这时马克思的主要兴奋点在于如何从历史观上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其理论建构的经济学参照系主要是斯密，马克思与斯密一样，在讨论分工与社会发展时，也是从社会分工出发来推导出工场内部的分工的，他对机器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轨迹中展开的。机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生产逻辑的构架中，主要是作为工具出现的。

对机器问题的意识转变，开始于《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马克思不再一般地从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机器的作用，而是从历史性的视角去看待以机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建构意义。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与历史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在生产方式的建构中，马克思将机器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8]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两个社会阶段的根本区别，区分的根据就在于机器对社会的构型作用，因此，两种机器之间的转换不只是技术上的连续与转变，更是社会构型意义上的根本转变，它们产生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对机器的这一理解，与马克思此时强调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之间的差异相一致，这是逻辑思路的转变。第二，针对蒲鲁东将机器看作分工的合题，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不是工人的各种操作的组合。机器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在于，机器的每一次发明与应用，都会加剧分工，因此，机器并不是分工的否定。第三，机器的使用会进一步导致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机器的应用不仅会替代工人，而且成为资本家对付工人反抗的武器。同时，机器的应用会使相应的产品的价格下降，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马克思对机器的这些讨论，聚焦于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整个讨论受制于论战对象的议题，但他对于机器的根本观点已经确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马克思不再从一般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讨论机器的作用，而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规定出发来理解机器的地位和作用。虽然马克思此时还谈不上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但从资本主义历史性出发的讨论，是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向《资本论》的资本逻辑转变的方法论前提。从机器这一主题来看，《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讨论，已经转向了资本逻辑，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