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随着其哲学构架的转变而转变，从总体上来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理解分工，关注的是直接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对分工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私有制批判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体现为两个不同层面：一是从社会分工出发来讨论历史的进程，将分工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将分工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话语[16]，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出发对分工的讨论。自1847年《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的视野，并意识到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劳动分工的区别，这种意识在《1861—1863年手稿》中得到了清晰的讨论，将自己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并在《资本论》中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重要转变。分工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对分工的不同的理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逻辑的内在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以及第一手稿关于“工资”的分析中，马克思对分工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文献基础来看，马克思直接引用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詹·穆勒、特拉西等人的著作（这里只引出了马克思当时阅读量中的部分经济学家），在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以人的类本质异化来审视分工以及上述政治经济学家的分工理论。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人的真正类活动的异化状态，“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7]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话语，实际上是在异化范围内的关于劳动社会性的表达。在马克思看来，上述思想家关于分工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分工是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动力，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能力。第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相互制约。“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开放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18]第三，交换源自于人的本性，并推动着分工的发展。第四，分工使个人活动日益贫乏。但政治经济学家还没能清晰地表达出分工作为人的类活动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异化形式的观念。当他们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来说明分工和交换，并把私有制作为分工与交换的基础时，实际上在断言劳动是私有制的本质，并从特殊利益出发论证当下社会的合法性。从人的类本质活动、这种本质活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来说，“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9]这是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历史定位及其扬弃方式的说明。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讨论分工与人的类本质活动的表现与异化，其基础是对劳动的理解。如果从细节来看，马克思第三手稿有关分工部分所讨论的“劳动”与第一手稿“异化劳动”中的“劳动”在含义上有一定变化。在“异化劳动”部分，“劳动”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在关于分工的讨论中，“劳动”则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即“异化劳动”。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可能是受到了麦克库洛赫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麦克库洛赫一方面继续了霍布斯、洛克、斯密的思路，继续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并非常明确地在价值层面来理解财富，在另一方面，他在讨论财富的生产时，认为关键在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他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增进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即财产的安全、个人之间的职业分工、资本的积累与运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或商品及货币等，财产的安全即财产所有权被放在第一位。财产所有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是劳动能力得以成功发挥作用所不可或缺的。”[20]只有财产所有权才能真正地保证劳动所得的安全，这也是所有权的本质。马克思以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为纽带来讨论分工，形成了以劳动为基础批判话语，将之看成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异化。对分工的这些讨论，是建立在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基础上的。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来讨论分工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马克思对分工的讨论展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从劳动分工的发展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他着眼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并将之与人的自主活动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批判话语。但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建立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解释构架，强调分工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在这一框架中，首先进入马克思视野的是自然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1]当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相分离时，才会产生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并产生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讨论分工的意义。在第四手稿中，马克思从分工的发展来讨论三种所有制的变迁，即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变迁。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分工与社会结构、分工与所有制发展的讨论更加具体了。在他看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也是农业劳动与工商业劳动的分工与对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2]以分工为线索，马克思具体指出了城市的形成，行会的产生，以及资本在城市中的自然形成，商业的发展，最后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直接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私有制，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对立，从这种利益对立中产生了阶级对立，并形成了体现共同体利益的虚幻物，即国家。这也表明，国家并不是共同体利益的真正体现，“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23]。可以说，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讨论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一个民族的分工水平，决定了该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这种意义上的分工，按照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的看法，是社会分工，它以人类学意义的生产逻辑为基础。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写下去，马克思就只能认同斯密等人关于分工的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分工的哲学批判也就无从展开。因此，在确立生产逻辑的同时，马克思面临着如何批判地面对现实劳动过程中的分工问题，这形成了马克思面对分工问题的另一个理论维度，即批判维度，把分工看作自主活动的异化形式。首先，分工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比如在家庭分工中，就会产生丈夫对妻子和儿女的统治和奴役，由分工导致的私有制更是一种不平等的统治。其次，分工使劳动成为一种分离的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24]这也意味着，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凡是存在着劳动分工的社会制度，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分离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如此。最后，分工形成的社会力量，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对个人来说成为“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5]实际上，这种异己力量不仅体现为社会力量对个人来说是异化的，个人自身的力量对个人来说也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力量。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异化，正是对这种异化的痛恨，马克思提出了要消灭劳动的口号，并以未来共同体中人的自主活动来替代当前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在马克思的这些讨论中，他已经关注到工厂内部的分工，但他还没有将工厂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真正地区别开来，对工厂内部的分工更多是从异化批判这个视角来讨论的，以便从中引出批判话语。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讨论，并没有真正地跳出斯密的逻辑。
马克思在分工理论上的重要进步，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在这本书中，从方法论上来说，马克思意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局限性，强调“历史性”视野，特别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强调它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性关系，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不能简单地从一般意义上的原理加以推广，这是他批判蒲鲁东思辨的经济—哲学的重要前提。正是缺失“历史性”的视野，蒲鲁东才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关系以及反映这一关系的范畴，看作是适合于一切社会的关系和范畴，从而将当下的社会永恒化，陷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从“历史性”出发，马克思对分工的讨论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斯密以分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不同，马克思强调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积累和积聚才是工场手工业的起点。“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支配。”[26]这种集合的好处，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分工，而是为了减少费用，因此不像斯密所说的，分工在作坊之前，相反，劳动者集合在一起的作坊是分工存在的条件。这种集合，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称之为“协作”，并明确指出协作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第二，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的分工，并揭示了两者间的关系。针对斯密等人将两种分工等同起来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分工的区别，社会分工源自于最初的物质生产条件，而工厂中的分工则是企业主按照预先想好的方案将工作分配给工厂内部的成员，是将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变成不同的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工体现了自由竞争的原则，那么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体现了资本的权力原则，“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27]
第三，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机器的发明和采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工，进一步简化了工厂工人的劳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将机器看作分工的合题的看法，指出机器的发明和采用与分工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当工厂内部的分工日益简化时，分工的发展使个人越来越丧失专业性，产生了职业的痴呆。
第四，当劳动完全丧失专业性质的时候，“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28]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与自主活动的理论关系，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才是解决分工导致的人的片面性问题的出路。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识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强调从历史本身的事实出发来建构新的哲学理论，但从总体上来说，两个不同时期的理论基础都是劳动，只不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在《德意识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将“劳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分工”的讨论时，马克思就有了这种理解），从而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观的基础，强调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客观物质关系以及由两者结合而成的生产力，从而实现了哲学逻辑的变革，生产逻辑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逻辑，并成为他考察相关问题的基础。这一理论逻辑，同样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但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哲学的贫困》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相比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马克思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规定，强调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比考察一般社会具有优先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首先必须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一般社会，这是一种理论视野和方法论上的反转。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要从资本逻辑去考察分工，但这一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中介，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清晰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