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在讨论城邦的建立时指出：粮食、住房、衣物等是城邦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1]怎样供应这些东西呢？是每个人都生产这几种东西好呢，还是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只生产一种东西并与其他人交换好呢？柏拉图认为第二种方法更为合适，从而进一步认为分工是城邦存在的重要条件。分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每个个体都不能单靠自己实现自给自足；第二，各人性格不同，能力不同，适合于做不同的工作；第三，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必需品；第四，分工使人更易受到技术的陶冶，有助于提高技能。基于这些考虑，柏拉图说：一个城邦起码要有四到五个人，即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一个鞋匠或者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考虑到农夫种地需要铁犁，增加一个铁匠就非常必要。如果一个城邦还不足以实现自给，就需要与外邦进行商品交换，这时，就需要有能够生产适合外邦所需产品的专门人士，以及保护城邦安全的人员，从而进一步扩大分工的范围，如专门生产商品的雇工、进行运输的商人以及专门保卫城邦安全的军人等。分工的发展会催生不同的等级。
在马克思看来，柏拉图把分工作为城邦经济的基础，并从需要的多面性和才能的片面性来强调分工的必要性：“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因而每个个人从事某种职业会比从事其他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把某种手艺当作自己唯一的终身职业，他就能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2]在每个个人专注于某一事情时，产品的质量会更好。因此，分工的落脚点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城邦的日常生活需要：“柏拉图到处强调的最重要之点是：每个物品［由于分工］做得更好了。质即使用价值，是柏拉图以及一切古代思想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唯一观点。”[3]关注于使用价值，这是古希腊时代研究分工问题的重要目的，这意味着，即使在当时商品交换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交换还不具有普遍性，交换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虽然色诺芬对分工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讨论，如他认为分工有助于把劳动简化为尽可能简单的活动，分工的水平的取决于市场的扩大等，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分工的古典观念。这也表明，商品经济在当时还只是对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的补充（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讨论价值概念时曾指出，亚里士多德曾对简单价值形式进行了探讨，但他没能从简单价值形式中得出价值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于“古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4]这也表明，价值这个概念只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提出来）。
柏拉图等人关于分工的论述，对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讨论分工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斯密的老师弗格森看来，分工源自于生存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类的社会制度和每一种动物的社会制度一样，都受到大自然的启发，是本性的产物”。[5]分工的发展使产品的质量更好，数量更多。这些观点重现了柏拉图的思想。但相对于古希腊思想家关注的分工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站在现代社会入口处的弗格森则转向了分工与利润的联系。“制造商发现如果工人分工越细，个件上雇的工人越多，花销就越少，获利就越多。消费者同样也要求每一种商品的做工会比那些雇来要一心多用的工人生产的商品完美。商品的进步只不过是手工艺术的继续分工。”[6]弗格森看到了分工的发展对利润的影响，“艺术和专业分工之后，财源大开”。因此，分工不仅关乎使用价值，更关乎产品的价值。在关注分工能够推进财富的同时，弗格森对分工造成的负面效果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分工的负面效应在于：第一，分工使人的技能走向片面化，在使人专业于某一职业和技能时，也会造成人对社会总体存在的无知。“许多手工艺术根本不需要能力。在情感和理智完全受到压制时，手工艺术会取得最大成效。无知不仅是迷信之母，也是勤劳之母。思考和想象容易出错。但举手投足之习惯可免受两者之患。同样，制造业最繁荣昌盛地方的人们最不注重思考，而且不花气力去想象，只是把车间看成是一台由人做零部件的发动机。”[7]第二，分工的发展会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在弗格森看来，虽然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随着分工的发展，由于一些工作可以自由发挥，另一些工作则机械呆板，这会左右人类的尊卑观，形成不同的等级和等级观念，甚至会剥夺一些人的智力和独立发展的机会。
斯密将分工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讨论的起点。与柏拉图和弗格森一样，斯密同样将分工看作是人类本性以及满足人类需要的结果。与前辈不同的是，斯密将分工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工场手工业在他那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方式，这使他对分工的讨论有了一些新的内容：第一，斯密更关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具体分工，并将工人集聚在同一个工厂内部作为这一分工的重要条件，这种集聚就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协作”。斯密以制针为例指出，这一过程可分为十八种操作，这意味着过去由一人负担的全部劳作经过分工，变成了众多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会提升劳动者的技术。第二，分工节约了劳动时间。“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8]第三，分工推动了机器的发明与使用。分工不仅会通过机器的发明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推动思想的发展，并会产生以思想为专职的职业。虽然在机器如何促进了劳动力发展的问题上，斯密的讨论非常薄弱，但总体上来说，斯密强调正是分工的发展，提升了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9]对于斯密从劳动力的发展这一视角对分工目的的分析，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斯密考察分工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强调分工的意义，并且直接把分工看作劳动（即资本）的生产力。”[10]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斯密强调分工使商品变得更便宜了，因为生产某个商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会降低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根本区别。“以分工为研究和考察对象的古代人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使用价值上，只看到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产品的质量由于分工变得更好了，而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11]也就是说，现代人更为关注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价值的载体才得到关注。
但这并不是说斯密的分工理论已经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本质。在关于分工的讨论中，柏拉图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分工，比如他讲到农夫、铁匠、瓦匠等，就是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斯密的分工理论关注的是工场内部的分工，即制作单个商品的分工，这是将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细分为不同的人共同完成的工作，是与社会分工不同的另一种分工，或者说，这才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关注的分工。但在斯密的讨论中，这两种分工并没有被区分开来，他将资本主义工场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分工变成了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的分工，“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12]这样一种观点，与将分工看成是人类本性的观点相一致，从而更加巩固了上述理念，即将分工变成了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劳动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成为最合乎自然与人性的生产方式。斯密关于分工的这些看法，影响了许多后来者。比如麦克库洛赫关于分工的讨论，基本上重复了斯密的观点。[13]詹姆斯·穆勒除了强调要从哲学上讨论分工所带来的分解工作，还要讨论对分工进行的综合工作外，对分工本身的描述，基本上也是对斯密观点的复述。[14]
当然这并不是斯密能够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分工混淆起来的理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的时代，工场内部的分工并不能从社会分工简单地推导出来，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地从性质上等同起来，对分工的理解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全部立论的基础。如果说这在斯密时代还不明显的话，在19世纪4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较为清晰起来。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斯密关于分工问题的局限时，认为尤尔对斯密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指出：“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体系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利用了。”[15]也就是说，斯密所讨论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开始主导生产过程的分工，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性”的分工。这样一种“历史性”视野的缺失，才是斯密在分工问题上产生理论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合上述的讨论，从关注分工带来的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优越性转向分工带来的交换价值上的优越性，这是从古典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或者说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起点。但囿于“历史性”视野的缺失，以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极易将资本主义工场内的劳动分工与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分工混淆起来。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分工混淆于社会分工时，也就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还原为了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资本逻辑向生产逻辑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