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全球化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14]，有的学者甚至将之看作是一种新“帝国”的形成[15]。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模式提出许多挑战，并开启了传统研究中许多被忽视的领域，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运行中资本的空间布展问题，使得空间的生产与规划与资本的权力结构关系日益凸显出来。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时间以其绝对的优势支配着空间的话，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极限化，空间取得了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全球化就是资本逻辑在空间的布展，正是在这一布展中，才可能产生后殖民主义所谓的区域性抵抗问题，这当然是资本逻辑的另一面。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任何一个社会，以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16]，被社会实践生产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与社会的展开过程具有同构性，但在不同的时期，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资本逻辑在历史时空境域中的运行方式来看，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体现的是时间支配空间的过程，与空间相比，时间起着主导性作用。这种征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时间空间化。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剩余价值，而要获得剩余价值，一方面依赖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主要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实现；另一方面依赖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主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对空间的征服尤其发生于这个过程中。协作、分工带来劳动空间的缩小、生产费用的节约，同时也就意味着生产市场的不断扩张。

但由于原料市场与生产场所本身并不是直接聚集在一起的，加上消费品也不可能在同一地方销售，因此，如何突破空间的距离，缩短原料、商品的流通时间以有效地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构成了时间征服空间的第二个维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流通时间本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17]“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18]现代交通方式的产生，不仅解决了原料与商品运输的问题，而且更有助于吸引资金，促进工业发展。现代交通工具使空间具有了可被资本规划的特征，这种规划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促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时间优势征服了小农生产中空间的无组织生产状态，凡是资本主义所到的地方，小农生产都将遭到根本性的打击。可以说，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以时间为境域实现着资本扩张，正是在这个扩张中，实现着对空间的规划，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化空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形成。

这种时间对空间的优势作用，在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中达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福特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体系，它不仅力图实现生产过程与资料、运输过程的结合，而且在生产内部，通过流水线将空间的结合过程所需要时间大大降低，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配件。其次，福特主义还是一种消费体系，这是将消费纳入标准化生产体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解除了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一跳过程中的“风险”性，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的预先操控。

管理、构想、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之中要从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非技术化着眼），在很多企业中也已经在积极进行之中。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19]

特别是在战后，由于国家干预作用与福特主义的契合，福特主义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特主义的发展，实现的是一种纵深化的总体性空间建构，但这也是以一个总公司为核心的分散化空间建构，中心与边缘的模式可以说是这种空间模式的主要特征。

但这种福特主义的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极限。按照当代学者的分析，1973年有两个重要情况影响着福特主义的发展：第一，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经济中存在过量的生产力，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产市场的崩溃；第二，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1973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决定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这导致了所有经济部门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即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集中生产转向世界各地的分散生产。由于剩余石油美元的再循环问题与世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资本投资空间布局的转变和世界金融市场自主化的加强，而福特主义的“刻板”特征，无法实现这一转变。在这些动**和非确定性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中，工业结构领域和政治及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奇的实验，形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这是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阶段，“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20]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弹性生产”时代，“灵活积累”构成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机制。

根据哈维的描述，弹性生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即从过去的全日制劳动为主转向了以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中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已经增加了的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也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这种变化直接侵入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超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小批量生产和转包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弹性生产是一次全面的社会转型，正是这时，对全球空间的规划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内在对象，全球化也正是在这个全球的空间规划中才得以展开。

这种全新的全球空间规划，空间对时间的优先地位的倒转，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电子技术给时间的“0”度化规划全球空间提供了前提条件，“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依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21]。正如卡斯特所说的，只有以新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基础，才可能产生经济的全球化。先进的电脑系统支持全新而强大的数学模型，能够掌握复杂的金融商品，并且以高速执行交易。复杂的电信系统即时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线上管理让公司得以跨越国界，横越世界而运作。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生产促成零件的标准化，以及最终产品能够以量产、弹性生产的方式定制，而以国际组装组织起来。[22]这造成了一种流动的空间。以电子通信为基础的流动空间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在这种网络中，任何地方的逻辑都已被吸纳进网络中；第二个层次是由其节点与核心所构成，正是这些节点与核心，保证着一切元素的顺利流动，形成了支配性的逻辑，并分配每个地方独特的角色与权力；第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正是这些精英体现了资本的全球特征，而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则是地方的代表。正是这种流动的空间，刺激着地方空间的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新工业空间。

新工业空间的特征是其技术与组织能力，可以将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区位，同时通过电子通信的联系来重新整合为一体，以及在零组件的制作上具有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精确性和弹性。再者，生产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地理特殊性，都适当地搭配了每个阶段所需要的独特劳动力特性，以及这种劳动力里相当特殊的部分，其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与环境特色。[23]

全球化渗透到世界的不同角落，使得每一特定场所的特色与资本在全球的布展联为一体，这造成了全球与本土之间复杂的关系。

面对全球化的全面渗透，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在否定资本的总体化逻辑时，强调差异与本土的解放作用。如果从资本的全球布展来看，这一批判资本全球化的方式，在深层上恰恰合乎资本全球布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具象化的资本布展，而且是一种抽象化的逻辑，资本在全球布展中的异质性与本土性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这种抽象总体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使任何本土都被纳入到全球之中，没有经过全球洗礼的本土已不再存在，这时将本土与全球分离开来，已经是一种怀旧式的幻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本土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而是必须放到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布展中进行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全球化时，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