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劳动空间从第一自然中分离出来并组成新的空间后，资本逻辑在生产劳动中的统治地位就会逐渐扩散到其他空间，并导致了人们生活空间的重组，在此基础上推动着城市空间的重构。

当劳动生产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之后，对人们生活空间的重构就必然会被提出来，当劳动成为第二自然中的劳动时，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必然被置于第二自然中，将人从第一自然中剥离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圈地运动就是这种剥离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圈地运动，将人从第一自然中独立出来，并将第一自然变成受资本统治的第二自然。这是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部分所讨论的问题。从土地上被赶出来的人，或者进入工场成为城市居民，重新安置自己的居所，或者进入大农场，成为租地农场主的工人，这同样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这是生活空间重组的原因，而导致这一原因的同样是资本逻辑的力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空间的重组是与劳动空间的分离相一致的，这使得生活空间成为劳动空间的附庸，并往往隐藏在劳动空间的背后，而不为人们注意。我们先看农业工人的生活空间。马克思以不列颠农业工人为例指出：随着农业的工业化，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生产越来越集约化，农业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也快速增长，地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则大大减少，农业工人的状况也越来越恶化，就连政府的《卫生报告》也认为，农业工人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根据马克思援引医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12个郡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工人居住空间的一些特征：第一，随着土地的集约化，农业工人的居住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农场主新盖的房屋里，这些房屋的总体条件很差。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中，汉特医生就描述过：“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5]第二，随着居住房屋的数量的减少，农业工人居住得非常拥挤。比如在贝德福德郡，在调查过的17户人家中，只有4户有一间以上的卧室。在只有一间卧室（长3米、宽2.5米）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这还不算很差的。第三，居住的环境很差，没有可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之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和排水设施。这种生活空间只是为了让农业工人有个临时性的睡觉场所，是为了让农民能够更好地劳动而设立的休息之地。也就是说，在农业资本家的意识中，为了追求利润，其他的都不再重要。工人的空间主要在工作场所，其他的空间是无所谓的。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

能生活在祖辈相传的土地上，就还不算最糟糕的。在讨论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居住空间时，马克思指出：“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6]这些人或者要到乡下成为农业工人，或者成为工业的后备军，过着一种摇摆于城市与乡村的生活，相比于有固定居住地的农业工人而言，这些人的生活空间更不稳定。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工业的进步，工业的进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建构与规划无不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对于从远古时代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空间的发展，苏贾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发展产生了村镇联合，“通过农业发明（农事和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形式的创造和商业贸易网络的发展而有的革命性社会生产领域中运作”[7]。虽然这时已有了各种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分工，城市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村镇联系的一个动力，但城市中通过空间的集聚而创造出来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习俗，是许多事件的动力。在第二阶段，随着农业技术的革新，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产生了围绕着地理统治方面的政治革新，使人口规模和领土范围都空前巨大的复杂社会和文化的维持与管理成为可能。这形成了帝国的都市化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统治向社会的更大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是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随着一些工人逃出行会组织并在某些特定区域集聚在一起，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城市就处于形成之中。这是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就是这种城市的代表。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随着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传统的城市或者被重建，或者按照工业生产与商业交换而改造。“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的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8]这种重建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与商业占据着城市的中心，围绕着这些中心的是密不透风的房子，住着城市工工人与无产者，原来住在中心的富有者不再满意这种环境，搬到风景秀丽的郊区了。工人的居住区成为城市空间中的贫民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以伦敦为例来对这种贫民窟进行了描述：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小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橫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9]

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总体勾画，实际上工人的生活区比这里描述的还要恶劣。

这种以工业、商业为中心，以贫民窟围绕着工业与商业中心，以中产阶级围绕着贫民窟，以最富有阶级为外围的城市规划在曼彻斯特更为明显。根据恩格斯的描述，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商业区，全都是营业所与货栈，这里不住人。在商业区的外围，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工人区的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则住得更远，往往是在郊区的别墅里。“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产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10]以上说的是商业区，那么工业区的情况呢？恩格斯以曼彻斯特旧城为例进行了分析。这些老城区的原住户都已搬走了，剩下的房屋已经破烂不堪，但只要有空地，人们就会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成为附近工厂中工人的栖居地。在艾尔克河附近，这种杂乱无章且拥挤不堪的房屋更为典型。在这条河的附近，有制革厂、染坊、骨粉厂、瓦斯厂等，这些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都抛到河里，人们的生活污水也排放到河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城市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这种空间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以及工人人口数量等相一致，正如恩格斯在描述了曼彻斯特旧城之后说：“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11]工业资本所形成的新的城市空间，与传统城市空间显然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城市空间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而建构，新的城市空间以资本权力为中心而展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需要进行生活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规划，而且还需要对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进行规划。首先，我们简要讨论国内市场的空间规划。比如在英国，这种国内市场的重新规划首先体现为城市与乡村的重新建构。通过圈地运动，传统的乡镇被推向了市场，这既解构了传统的乡村生产与统治秩序，同时又通过建立新的工厂而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城市，特别是在交通发达、资源丰富的地区，新城市空间的重构更为迅速。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当然是与工业的发展相一致的，也体现了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通过区域的工业功能规划，不同的地区具备了不同的功能。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劳动分工，但相对而言，每一个区域都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整体，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的发展，不同的区域有其不同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划分往往体现了资本的内在要求。比如就英国来说，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工业占优势的国家，而隔海相望的爱尔兰，则是一个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谷物、羊毛、牲畜、工业人口等资源。这种区域空间的安排，体现了资本生产的总体性特征。

与国内市场的重新规划相一致的，就是世界市场的规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但这种转变是资本逻辑对世界空间的规划，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的历史能够得到平等发展。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成熟程度，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获得了长足发展，产品价格的低廉和丰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使得资本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规划首先表现为将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变成工业国的原料产地。“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青等。”[12]其次，随着工业生产人口的过剩，促进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和将外国的殖民地化。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表现为较为明显。当资本进入这些国家时，实际上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空间重组，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空间就被新的生活空间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又与英国工业生产的空间规划相适应。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地球上一些地区变成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另一些地区则变成了工业生产地区。落实的农业国和殖民地则成为工业国的附庸。沃勒斯坦在论及美洲的殖民地时就指出，美洲的殖民地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它们是所谓热带产品的来源——糖、棉花、烟叶——这些产品需要一种气候，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具备那种气候条件，扩大的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西和北美洲的南部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比较适宜，为此，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获取了殖民地。……第二点而且也是殖民地相当不同的功能是，它是工业产品和转手出口商品的市场。”[13]关于这种世界市场的空间规划特征，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模式做出了很多的论述。而全球化更加体现了资本逻辑在世界空间的重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