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一个思想家在两个不同文本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对立时，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对于同一个思想家而言，在其不同的文本中总会存在着相似的理论内容及其表述方式，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常常可以直接看出来。但在这种相似性的背后，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透过表层的相似性，去呈现制约着思想家思考问题的认知型。正是认知型的变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思想的方式。

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提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认识论断裂”，即从早期的人本学意识形态转向了1845年之后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在确认这一断裂时，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总问题（problématique），即确认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根据在于其内在的逻辑构架，这是一个看不见但可以通过症候阅读来获得的、制约着知识生产及其表现方式的思维模式。“总问题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1]阿尔都塞认为，总问题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每一种思想都是一个整体，它由思想自身的总问题所决定，抽出思想中的一个成分，思想整体就可能发生意义变化。第二，思想家所能提出的问题，是由总问题决定的，一个思想家与另一个思想家的不同，往往不在于一个比另一个看得多一些，而在于他们的总问题存在着差异。阿尔都塞以劳动力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说明。“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2]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别，将工资看作劳动的价值，从而无法说明剩余价值来源。在这里，并不是马克思看到了斯密、李嘉图没有看到的东西，而是两种不同的总问题生产出了不同的问题及其答案。当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生这种“场所变换”时，认知主体才能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第三，思想之间的差别在于总问题之间的差别。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在于总问题的断裂，即从早期的意识形态转向了历史科学。在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科学的历史理论时期，马克思强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多元决定的过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总问题。

阿尔都塞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福柯。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认知型（I’épistémè），并从这个概念出发，对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的总体进程做了另一种讨论。与过去强调思想连续性不同，福柯关注的是这一思想史进程中由于认知型的变化而产生的巨大间断性。“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知型（I’épistémè），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奠基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它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3]这里的认知型，就是制约着思想史的总问题，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就是揭示在不同历史时期支配着思想的认知型，揭示不同认知型的内在差别。福柯称这种研究为“考古学”。这种考古学并不是要研究人类的形成，也不是要研究人类历史的连续性进程，而是揭示特定历史时段知识形成的规则及其理论空间，以及在历史变迁中认知型的变更。考古学“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质探测相联系。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的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即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形成层次和档案的一般系统的层次”。[4]

阿尔都塞与福柯都关注制约人们认知方式的认知型，这是一种思想构型，表象与理性都是在这一构型中获得自己的空间位置，人的语言、无意识、想象与理性话语都服从于这一构型的规则。当一种认知型被另一种认识型所取代时，就会发生思想史上的间断性，或者称之为“断裂”。福柯就认为，16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就发生了两次重大的间断：“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5]斯密的劳动理论，就处于第二个间断性发展的开始。福柯认为，斯密并没有发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劳动，因为在斯密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如魁奈的学说中就可以找到劳动范畴，斯密与许多前人一样，将劳动看作是交换价值的度量。但这些看法只是表象。在斯密之前，财富最终所表象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在斯密那里，则是抽象性的劳动，正是劳动生产出财富。

相比于其先驱者的分析，亚当·斯密的分析代表着一个根本的中断：亚当·斯密的分析区分了交换的理由与可交换物的度量，被交换物的性质与使得它能被分解的单元。人们进行交换，是因为人们需要，人们恰恰交换自己需要的对象，但是，交换的秩序，交换的等级和体现在该等级中的差异则是由沉淀在所需对象中的劳动单元所确立的。……不再是需求对象相互表象，而是时间和辛劳被转化、隐藏和遗忘。[6]

这是对表象原则的中断，这种中断开启了19世纪的人本主义。这是从一种认知型转向另一种认知型，正是认知型的改变，思想史的常规发展链条被中断，建构出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这种认知型的变化，还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得到佐证。库恩从科学发展的视角讨论了范式变化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可分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这两个时期。所谓常规科学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支撑着常规科学发展的是制约着这一段时期间科学研究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并通过经典著作沉淀下来，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等，“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着一批坚定的拥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具有这两个特征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活动的理论构架，就是“范式”[7]，因此，范式是一个公认的模型，它一方面将科学发现的新现象放入自身所体现的模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也生产出解释各种科学事实的话语与理论。在常规科学中，人们按照既定的范式去解释科学现象。当新的科学现象出现时，人们一般会按照传统的范式加以解释，只有当这种解释完全行不通时，科学家才会将这些现象当作公认的反常现象，它的特征无法被现有的范式所同化，这时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推动新范式的产生，从而产生科学革命。因此，科学革命是两个范式之间的变更，是整个科学解释构架的变更，也是世界图景的改变，“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8]

实际上，不论在个人的思想发展还是整个思想史的历史变迁上，都存在着认知型的转变，当一种认知型发生变化时，人们对世界与事物的看法，也随之不同。对于思想家的研究，我们在理解其思想逻辑的连续性的同时，更需要去抓住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转变，这就需要深入到制约着思想家的认知型中，通过展现其认知型的变化来揭示其思想的变化。本章在强调《资本论》与《大纲》的对立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入手的，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的认知型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