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注意到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意义，或者只是在谈论剩余价值时，才将这种区别提出来，这就无法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区分。当讨论剩余价值的来源时，学界会将“劳动力”成为商品看作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一旦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层面，就会从“劳动力”退回到“劳动”，并从“劳动”出发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围绕着“劳动”概念的肯定马克思与否定马克思的思路。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出发，需要我们重新反思过去的研究，并做出新的理论辨识。

在马克思之后，给予劳动理论充分的地位并以之作为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的，首推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卢卡奇以劳动为本体，建构出一套体系较为完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我们为什么恰恰把劳动从这个整体中提取出来并且让它在这一过程中以及对人类形成过程的飞跃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就社会存在本体论而言，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里的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工具、原料、劳动对象等等）也包括有机界，当然，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这种相互关系同样能以上述顺序表现出来，尤其能够标志出发生在劳动着的人的身上的从纯生物性的存在到社会性的存在的过渡。[25]

在卢卡奇的讨论中，围绕劳动来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理论环节：第一，劳动推动着社会存在的形成与建构。从社会存在发展的角度来说，“劳动过程乃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乃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本体论基础”。[26]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联系，形成了劳动的社会性规定。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没有劳动，也没有社会的发展。第二，劳动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本体体现了存在的根据与本质规定，社会存在的根据是劳动，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将自然纳入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因此劳动过程既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又体现了自然存在的基础性作用，是主体与客体的历史统一过程。因此，劳动是社会实践的模型。第三，正是在劳动中产生了历史规定性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社会关系，并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观察与实践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的意识。第四，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实现自由。劳动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但劳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目的设定过程，以人对当下社会的超越性为指引，以超越当下社会的“异化”状态为目的，并在再生产过程中创造超越当下社会的物质基础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卢卡奇的这些讨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与发挥。从马克思的文献基础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构成了卢卡奇论述的基础，《资本论》是在上述的基础上得到讨论的。虽然在具体论述中，卢卡奇也引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论述，但从哲学思想的建构上来说，他并没有重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所带来的意义，沿袭是仍然是他一贯强调的主体性思路。

马尔库塞是以劳动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思想另一位重要代表。马尔库塞的劳动理论有其内在思想转变。由于受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早期的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劳动都是异化的劳动，人的潜能在这种劳动过程中被遮蔽了，因此马克思强调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将人的潜能与本质力量解放出来，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

革命所推翻的现存的社会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否定。因为它们无论在哪儿，都是使社会关系永恒存在的劳动过程的一个否定的秩序。劳动过程的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命。劳动否定秩序的废除，因为马克思命名为异化劳动，因此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废除。[27]

在新社会，将劳动解放出来说到底是要废除劳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秩序，以个体的自由否定异化的劳动。由于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与席勒审美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要真正实现自由，就必须使人的活动具有席勒所谓的“游戏”特征，使人能够自由地超越自身。

在游戏中，对象的“客观性”和它的效应、对象世界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断地迫使人承认它）等都一下子失效了：游戏者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待对象，它变得“自由于”对象，他根本不理睬对象。这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在不理睬对象的同时就达到了自身，就进入了他的自由领域，这种自由正是劳动中尚付阙如的。[28]

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尔库塞不再将审美活动与劳动对立起来，而是从两者统一出发来重新讨论劳动本体论。在他看来，如果将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定义为劳动本体论，那么就必须使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转化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创造的劳动，使“劳动服务于人和自然发展的潜能”。[29]这意味着，只有将劳动变成“游戏”，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劳动，与卢卡奇的劳动理论，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将劳动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内核，看作是走向自由历史的关键。

对于劳动的这一肯定性解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鲍德里亚是其中的代表。在《生产之镜》第一章，鲍德里亚以劳动概念为题批评马克思的思想，这些批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劳动二重性的区分中，马克思看重的是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其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但马克思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恰恰是由交换价值所中介的，将使用价值看作纯洁与无辜的，这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为了在具体的质性的劳动和抽象的理化的劳动间保持辩证的平衡，马克思赋予交换价值（既定的经济公式）以逻辑的优先性。但在这样做时，马克思也保持着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明显倾向：使用价值的具体确定性是政治经济学结构的具体前提。马克思没有将这一图式激进化以颠覆这种表象，并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30]解放使用价值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认同，是对交换价值的认同。第二，在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中，强调劳动的本体论意义或质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出卖过程中是可能被异化的，劳动则体现了人的类本质。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学的偏见，这种偏见与西方的理性观念是一致的，就像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正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底色一样。“在这种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资本的诡计。”[31]这意味着，从劳动出发重新论证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并以此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恰恰陷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第三，至于马尔库塞从“游戏”视角来理解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对当下世界的超越，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审美式的见解，“适用于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含蓄意指。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清算了资产阶级伦理学，但在资产阶级的美学面前，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无能为力”。[32]这种游戏观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仍然遵循着资本主义的现实原则，让人在审美的想象中认同了现实的劳动过程。因此，从劳动出发的马克思哲学并没有超越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在批判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

从上述对劳动的肯定与批评中，虽然在理论取向上不同，但在对劳动的理解上，都存在着相同点，即都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思想。对劳动的这一看法，主要依据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劳动的论述，并将之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链接。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一方面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入手，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不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强调将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分离开来，但从劳动出发来论证人的自由的实现与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依然是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基点。

从马克思思想中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马克思，一方面在导言中论证了生产逻辑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种生产逻辑只有从资本主义出发才能提炼出来。可以说，在这个文本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交互存在并相互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样，明确指出一般的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用资本逻辑，即资本的自我增殖带来的社会总体化才能说清楚。在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讨论中，马克思在说明了生产劳动的一般要素后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33]相比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即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要从理论上完整而逻辑一致地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就需要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离不开劳动力的使用，但这种劳动力是资本增殖的活工具，他与机器、生产资料等死工具一起，共同构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并形成了资本逻辑的自组织系统，人只是这个系统的要素，只是资本自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因子。这时，劳动与劳动力的关系反过来了，不是从劳动来说明劳动力，而是从劳动力来说明劳动。这意味着卢卡奇与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思路，并没有真正地进到这一新的理论层面；同样，鲍德里亚的批评，针对的还是一种劳动本体论的思路。

综上所述，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不只在于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更在于一种解释思路的界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要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劳动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论证。劳动力成为商品，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更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的命题。这一事实揭穿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揭穿了劳动的人类学与伦理学的幻象，真实地表现了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人的解放并不是劳动力的解放，而是对整个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劳动力只不过是与资本逻辑同构的概念。所以，这一区分，不仅在《资本论》的篇章结构中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进入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重要环节，即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的本质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7页。

[6] 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在批评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曾嘲讽地说：“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此时的马克思还受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将人的劳动付出看作一种简单的“力”。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页。

[9]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12]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4] 关于这一部分的解读，参见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第四节。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2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页。

[21]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80页。

[25]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6]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27]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28] ［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6—217页。

[29]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30]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在之前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专门批判了“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底蕴。

[31]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2]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注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