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学与哲学意义之外，劳动还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劳动推动了人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人的心灵和思维。不仅如此，劳动也推动着人类的社会分工，促进了人类技艺的发展，这正是劳动的魅力所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人类的劳动受制于自然条件，但从具体的劳动过程来说，这是一个依赖于主体意识与灵性、体现主体精神的过程。越是熟练的劳动者，其劳动的技艺水平越高，其主体性也就展现得越明显。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种技艺工人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论述工场手工业时就指出：工场手工业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以马车业为例指出：“马车过去是许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同时协力地进行工作。”[19]这是对过去技艺工人的组合，它将不同地点的技艺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同一地点下的共同劳动。虽然马车的制造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工种的分工，但每一种工种就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工人投入自己的情感与智慧。

虽然早期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技艺不可分离，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就是要将依附于个人情感与智慧的劳动变成纯粹体力的劳动，从而将工人的思想与情感从劳动中剥离出来，使人成为与“马力”一样的劳动力。可以说，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正是抓住了劳动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征。这也意味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主体越来越与劳动过程相分离，劳动过程越来越发展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情感与理性的过程，将劳动者的情感与理性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资本主义劳动技术与管理发展的重要特点。在马克思时代，通过机器的发明与运用，这一过程正在逐渐展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劳动与工人主体性的分离，这一批判更多是一种哲学的观察。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马克思则从工艺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涉及技术与资本的关系，我将在第十五章加以讨论），指出劳动过程的机器化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机器的应用与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人的技能越来越不重要，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劳动的过程在分解中变得日益合理化，主体的观念和情感日益成为机械化生产的障碍，作为体现主体性状态的“劳动”，或者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发挥的“劳动”，已经消失于机器化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受劳动者控制的过程。20世纪初的泰罗制，抓住的正是现代劳动过程的这一特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结合泰罗制的现状，以“物化”概念来揭示劳动的这种分离化与碎片化。“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0]在卢卡奇之后，海德格尔结合技术发展对人的生存境遇的讨论，并将“操持”作为人在日常沉沦状态面对外部世界时的主要模式，可以说抓住了现代劳动的本质（当然，他将这一状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状态，这是有问题的）。美国学者布雷弗曼结合现代科技发展过程指出：“劳动本来是这种过程的主观要素，如今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劳动地位的这种改变，是由资本来实现的一种理想，但也只在一定的限度以内得到实现，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实现的情况也不平衡。”[21]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体，他面对的是一架机器结构。这一结构有自己的动力系统，有自己的操作体系，劳动者越来越成为这个体系的指令的完成者。

将人变成劳动力，虽然在直接层面体现为技术发展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果。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与劳动二重性的讨论，商品交换使得个人的劳动抽象为社会劳动，个体劳动中体现个人特性的东西被抽象了，劳动变成了按照体力来标尺的过程，以便为商品交换确立准则。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推动着劳动的社会化进程，个体的劳动突破了自身的界限，成为社会劳动的一分子，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到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中，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变迁。因此，劳动者不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分子，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分子，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正是对这一新型社会的洞察。马克思并不是想给人下定义，而是指出考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方法，即要从现代社会关系结构中去理解人、认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才产生了合乎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是一个社会范畴，它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变迁与现代生产关系的特点。

现代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以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后两者都将资本看作一种物，只看到资本的物质存在，忽视了这种物质存在的历史形式规定，没有将资本看作关系。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2]

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并将一切创生性的因素置于这一关系模型中。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扩大再生产，其运转模型体现为螺旋式上升结构，这是将一切都吸纳其中的动态结构，人与物、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力与机器，都只有在这个运转的结构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同样无法脱离资本逻辑的规制。

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运转中，商品交换层面的主体幻象破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变成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商品交换过程必须是自愿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暴力，他们在承认自己是独立而自由的主体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主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相互承认”，是对商品交换模型中主体相互间关系的哲学描述。“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23]当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这种相互承认只是一种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商品交换中的个体恰恰是互相漠视的，他们只是在表象生活中成为主体，现代社会所主张的自由与平等只是掩盖了这一问题。

首先，在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总体结构中，商品交换处于现象界，资本生产才是本质界。从商品交换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生产的本质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在于：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工人可以自由地买卖自己。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资本的生产过程才能全面展开。只有进入到生产界，才能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也正是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一般意义上的人作为主体的神话才被打破：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说，工人不得不成为主体。成为主体，是为了更好地自由买卖，并将主体所具有的一切都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心和知识，都成为出卖的对象。[24]当主体与劳动产品都置于商品这一水平面时，人作为“主体”消隐了，或者说“主体”只是生活的表象，受商品指涉世界的约定与指派。

其次，资本生产有其自身的目的，即追求剩余价值。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按照其内在的要求组织生产过程，并形成相应的社会机制，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社会。人只有作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过程的附属物，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并成为资本生产与增殖的工具。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如果我们将资本逻辑理解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那么，主体只有在这个结构化存在中才具有意义，个体主体根本就是一个假象。应该说，黑格尔理解了这一过程，他看到了每个个体只是历史过程的工具，过去哲学所说的主体，在螺旋状的历史发展中，丧失了其主体的地位，拿破仑也只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阿尔都塞在另一个层面，再现了黑格尔式的问题。可以说，劳动力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有助于打破传统哲学所建构的主体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