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意义，还得先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谈起。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之后，才能走上理论的前台。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与当时的人们对财富的观念的变化相关联。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财富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即人自身之外的物，也就是货币。这是近代以来最初的财富观念，《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代表。后来的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他们并不是从这种劳动本身的意义来理解财富，而是把这种特殊的劳动看作获得货币的途径，这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以说，货币仍然是财富的根本规定。到了重农学派，不再把财富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把特定形式的劳动，即农业劳动看作财富的来源。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多于生产该产品时所消耗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工业生产只不过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因而并不具有生产性。重农学派的这一理论，反映了农业加工在法国的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真正的现代工业生产还没有在法国展开。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段上，重农学派对应的法国还没有达到重视商业和航海的英国的水平，但当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看作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时，马克思认为从理论抽象上来说，这是重要的逻辑进展。从剩余价值来源的探讨上来说，“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进行劳动的，所以他创造的价值高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付出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但是他们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8]这是从具体的物质形式层面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虽然理论上还没有摆脱直观唯物主义的特点，但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一步。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看到了工业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斯密以工业劳动为原型，并将之抽象为一般劳动，作为现代劳动的典型形态。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只有在这种一般劳动层面，才能得到比较，以便相互交换，因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9]这是对工业劳动的抽象。对于斯密的这一抽象，马克思曾指出：

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也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10]

这表明，工业生产已经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工业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性劳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不仅体现了思想逻辑的递进，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我抽象性，即工业劳动统治一切，一切生产都按照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原则来展开。这时，“劳动”、“劳动一般”等抽象范畴，“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1]。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性。如果人的抽象的、一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那么，支撑社会的根本在于人的劳动，社会存在的根本也在于人的劳动。劳动不再是低下的活动，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同样劳动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与劳动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开始勾连起来。

关于劳动的这种哲学—人类学意义，黑格尔从理性发展的层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证。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理性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在自我意识之前，理性主要面对的是外部世界，主要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自我意识之后，理性才进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介。这种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黑格尔从欲望的满足出发，论证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在他看来，与动物相比，人的欲望的满足具有延迟的特征。人们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面对同一欲望对象时，就易产生争执与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主人—奴隶的关系。主人因敢于冒生命的危险，成为主人；奴隶因害怕失去生命，成为主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对于主人来说，他与自然的关系以他与奴隶的关系为中介。奴隶对主人怀有恐惧意识，必须承认主人的意识，并通过自己面对自然的劳作（黑格尔称为“陶冶”）来满足主人的要求。一开始，主人只承认自己的意识，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奴隶的意识；奴隶则相反，只承认他人（即主人）的意识，看不到自身的意识的独立性。但在劳动过程中，奴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在承认主人意识的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意识，他看到，如果自己不劳作，主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时，奴隶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12]。这种自我意识，既是对自身意识的承认，也是对他人意识的承认，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才能形成自己的自我意识，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无疑有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他的哲学思辨也是将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的重要尝试。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黑格尔认为，当下的市民社会是以劳动与分工体系为基础的、以私人利益为指向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在发展人的能力、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扩展了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这对于巩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也无法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正是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他才以国家理性来规制市民社会，以实现社会的理性发展。青年马克思在初遇黑格尔时，并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深层历史寓意，特别是由于青年马克思没有经历经济学的研究，无法将哲学思辨与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深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中，体会到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寓意。比如在传统哲学中，人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自由、平等被看作是人的理性的现实体现。这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的理性人是一种现成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传统的理性实际上只是知性意义上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是人的劳动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就不可能形成“自我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重要节点。“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3]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规定，这是对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提升。人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这种关系以劳动为纽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从总体构架上来说，这种异化理论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卢格的政治异化史观—赫斯的货币异化史观影响马克思的结果；但从这一理论的内核来说，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认同费尔巴哈，真正看重的反而是黑格尔的“劳动”哲学，而这种哲学理念正是对斯密以来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观念的哲学提炼，以便直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基础。在这一结构中，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来说，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斯密等人，因为斯密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是作为孤立存在的个人，这种个人正是黑格尔哲学所批判与超越的，黑格尔所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人与人关系建构中的自我意识，这是从个体向关系的逻辑转变，这是哲学基础的重要变更。在哲学基础层面，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双重批判：一方面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批判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黑格尔那深具历史感的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而且从这一手稿的最后思路来说，马克思更多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第三手稿中插入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就是对此的证明。[14]

也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的劳动理论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向。”[15]这种消极的方面就是劳动的异化方面。马克思想说，黑格尔没有区分对象化与异化，而这种区分正是他此时要强调的。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被很多学者看作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这恰恰是没有理解后来的马克思，也没有理解黑格尔。马克思此时的这一区分，更多带有理论乌托邦的色彩，而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的哲学抽象。从历史生活层面来说，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而这一劳动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外化、异化过程，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真实写照。当商品交换普遍化时，生产商品的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异化过程。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通过两者的区分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资本从其物质形态说，它就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16]但这种理解抽掉了资本存在的形式规定，即资本作为工人的异己力量的规定，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形成保留对象化、消除异化的结论，但这恰恰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17]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依然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确证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重要概念。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身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18]

在这个论证中，劳动与主体性的关联非常明显。劳动体现了主体的创造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在当下的历史中被扭曲与颠倒了，或者说被异化了，但这一过程本身又为主体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此，不再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简单区分，而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消除劳动过程中对象化与异化相同一的形式。在这个论证中，劳动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

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改变了这种劳动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主体的解放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