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常生活中的拜物教意识上升到一种理论层面时，就形成了理性思维层面的拜物教，并使之合乎资本逻辑的运行要求，哲学上所讲的经验论与观念论，就是资本逻辑的观念表现。这里所说的经验论，指的是以外部物质对象为根据的观念与意识。这里所说的观念论，主要指强调人的思想观念是外部世界的根据。这种经验论与观念论何以与资本逻辑有关？资本逻辑的现实运行过程中何以产生经验论与观念论？
按照资本逻辑，经验论是一种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的日常观念。商品拜物教使商品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种神秘性质的获得并不是产生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产生于商品的价值，而是来自于商品的形式规定性，即商品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规定。这种形式规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人类的劳动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同一性，劳动的形式化的持续时间成为衡量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尺度，而规定这种劳动形式特征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最终形式。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这种形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的形式规定性反映在具体的物身上，使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虽然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才提出来，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基本思想。“一种社会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有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关系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拜物教的直接对象虽然是商品，但却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因此，商品拜物教在其根本的意义上，指的是货币拜物教。所以马克思接着说，商品拜物教在货币上，“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为夺目而已”。[13]
围绕着货币拜物教，有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是货币膜拜，另一种观念则强调取消货币。前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直接形式。这种观念当然产生于商品的交换过程。在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作为一切商品交换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这使得货币具有了一种“超商品”的财富规定性，当货币成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而这种价值尺度又通过铸币表现出来时，似乎一切商品都只有通过实在的货币才能得到本质的规定性。“既然一切商品都只是想象中的货币，货币就成了唯一实在的商品。商品只是代表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而金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14]在日常生活的直接层面，金成为财富的直接物质代表。这种金当然不再是与其他商品并列的商品，而是独立出来的货币。“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灿的尊严。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15]这正是重商主义的根源。这种拜物教，就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所批判的“粗俗”的经验论唯物主义的日常意识根据，也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观念。其实，货币拜物教的根本不在于粗俗的利益观念，而是它创造了一种物神，这种物神从外部决定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使一切都根据对这种物神的估价而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它与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具有相同的理论特性。
把货币的物质存在作为财富的规定性，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论，这是一种直接意义上的“物”的拜物教。在日常的商品交换中，这种物质化的“货币”是购买一切商品的前提，货币似乎构成了现代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批判货币的罪恶特性。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可以产生货币拜物教的另一种经验意识。这种意识与货币膜拜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可以通过取消货币的方式来消除现代社会的罪恶，这正是蒲鲁东主义者所提供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这种观念只看到了作为实物形式存在的货币，同样是一种经验论意义上的拜物教。
这种经验论拜物教的第三种形式体现在对实物资本的崇拜中。在一些从李嘉图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体现为劳动工具与劳动材料，这些物化的工具与材料是制造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的前提与条件，在这种意义上，没有资本就没有生活资料，所以社会变革在根本上来说在于如何合理地管理与利用资本，使之平等地为劳动者服务。勃雷在讨论社会变革时指出：他所提出的变革“必须有它的先决条件：就是除了个人的动产以外，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实在资本，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再生产的财富，都须是整个社会所有和管理的；现在的资本家和雇主的职务及其权力，是相从此立即停止的；社会好像是一个大合股公司一样，由无数的较小的合股公司构成，个个都进行劳动，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条件上互相交换”。[16]为了平等的交换，勃雷也提出要以劳动券取代货币。在勃雷的这个讨论中，既具有货币拜物教意义上的经验论特征，同时又具有资本拜物教意义上的经验论特征。这也是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如格雷、汤普逊等人所具有的理念。这种资本拜物教的经验论，当然受到了马克思的批评。[17]
上面描述的是经验论意义上的拜物教，它体现在对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崇拜中。但这种拜物教还停留于表象层面，观念论才是这种拜物教的深层依据。按照我个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拜物教意义上的观念论体现在商品交换与生产两个不同的层面。在商品交换层面，这种观念拜物教以货币在流通中的观念存在方式表现出来，而在生产层面，则是以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为核心概念的哲学意识形态。
商品交换必然发展出作为衡量不同商品间价值的货币，即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这一过程体现为双重的抽象化和观念化。第一层抽象体现为抽离出商品的物质规定性，使之成为数量意义上的交换价值，这是从质向量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是从内容向形式的一种转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还具有地域性的特性，但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张使商品交换成为日常生活的根本逻辑，也只有在这时，才能出现抽象化商品交换过程。但由于这种抽象化是隐匿不见的，所以商品交换的原因被归结为互通有无的人类本性。比如斯密就认为，正是人类互通有无的天性促进了分工与物物交换。看起来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说明商品交换，但实际上却是现代资本逻辑自我隐匿的特性使人性成为问题的核心。当人性成为说明商品交换的根据时，从经验论出发的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深层上被打上了观念论的痕迹，这时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寻找一种“契约论”来规范、限制人们的意志，也就成为“理性”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通过讨论G—W与W—G这两种形式指出了这一点：“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在这两种形式中，等价物之一只存在于买卖双方的共同意志中，这种共同意志约束着双方，并且取得一定的法律形式。”[18]经济学的问题变成了政治学、伦理学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写过《国富论》的斯密为什么要写《道德情操论》了。第二层抽象是货币的观念化存在构成了交换过程的先决条件。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当然可以先讨论商品的交换价值，但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交换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在交换的过程中，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我们都是根据观念化的货币来计算交换中的“合理性”，现实的铸币是观念化货币的表现形式，作为表现形式，贵金属可以以一种符号的方式来表现。观念论的重要代表贝克莱就指出：“这些记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19]在流通过程中，铸币只是观念货币的影子。在经验论的意义上，当把货币当作一切罪恶的根源时，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废除货币，而在观念论的意义上，借助于一种理性原则也就顺理成章。
在生产层面，观念论意义上的拜物教体现在对劳动的人本学理解上。相比于重商主义理论而言，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重要提升。从斯密开始的劳动价值论，抽离了劳动的任何特殊规定，将普遍化的工业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这是对资本逻辑普遍化的一种理念反映。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抽象哲学解读，就可以得出扩大的人的主体性观念，使主体变成一种不受社会物质条件限制的主体，这种观念构成了物化资本意义上的拜物教的对立面，它本身仍然没有脱离资本拜物教。
从劳动的创造性中可以引申出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哲学的意义上可以成为对“物”的拜物教的消解力量，使主体意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一切关系的根本规定。这种哲学理论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最为根本的表达。但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意义上的劳动看作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这就是他在批判拉萨尔主义时所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0]任何主体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在资本逻辑起作用的时代，这种关系更加受到物质关系的制约，这时只从主体间关系出发来面对资本逻辑，就只是一种空谈。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批判社会主义浪漫派包括费尔巴哈“爱”的哲学的重要理念。这就正如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说的，当你怀抱“爱”的哲学进入证券交易所时，如果你亏本了，那是活该。这种“爱”的哲学正是一种证券交易所需要的理念，它合乎资本逻辑的要求。这些观念，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超越资本拜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