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拜物教，从根本上来说，不只是对商品的简单跪拜，而是对商品社会的跪拜。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拜物教构成了一种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它从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层面一直上升到思想观念中的形而上层面，这才是商品拜物教的可怕之处。

商品拜物教之所以构成人的无意识，是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处于商品交换的座架中，不管是将自己当作商品卖出去，还是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都遵循着前面所讨论的商品交换的抽象化、形式化原则，使得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物化的形式成为人们无须思考但又天天践行的方式。“一种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9]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每天都将具体的生产物化约为商品，再将商品化约为抽象的劳动时间，然后用货币来体现商品的价值，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实践，并不断将这一实践内化为无意识的过程。作为无意识的拜物教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在这种无意识中，被遮蔽的是社会的抽象化与形式化过程，被呈现的则是对商品与货币的直接认同。

在商品拜物教的无意识中，人们的生活在经验上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人们强调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把人与人的关系看作是自由而平等的，并以此建构作为主体的人的想象；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直接将之表征为物化的、受物所支配的关系，这里的物当然是商品。这种二重性更深地遮蔽了拜物教意识。因为在感性经验层面，人们在可以直接谈论人的尊严与自主的同时，将自己交给商品世界，在不感到受商品—物的支配的同时，反而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商品世界的乐趣。大约正是看到这点，齐泽克在讨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时，提出需要做出一定的区分：“商品拜物教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绝没有‘拜物教化’；我们这里所拥有的是‘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追逐恰如其分的自我利益。”“在商品拜物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拜物教化的；而在拜物教寄身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中，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还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生产’而非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10]实际上这种区别并不特别重要，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只是物与物的关系的幻象，这种主体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属于物与物的关系的。

在感性经验层面，人们同样受制于拜物教意识，马克思举了鲁滨孙的例子对此进行了描述。对于当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喜欢以鲁滨孙式的人来强调自由市场上的个人主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就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想象力的虚构。这是想建立一种天生的独立的主体的关系，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1]实际上，鲁滨孙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已经受制于商品交换的内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切都按照劳动时间来衡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12]这种经验，是经过不断的商品交换形成的经验。实际上，在这种经验中，一切质性的东西都变成了量的东西，经验的抽象化与形式化与商品交换的过程相适应，这构成了形而上层面拜物教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