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哲学意义，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这样的表述：“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罗斯多尔斯基对忽视使用价值这种倾向的批评以及重新重视使用价值，在研究纲领上依据的是紧接着上述引文的马克思的表述：“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15]从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来看，使用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地反思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物，根本的特性在于其有用性。从有用性入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有用性的三种不同含义：一是自然物的有用性，如空气、天然草地、野生林等，这些物的有用性与人的劳动无关；二是用来直接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的有用性，包括用来贡俸的劳动产品，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像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等；三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6]当马克思说使用价值处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外时，主要指的是前两种使用价值，对于后一种使用价值来说，它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讨论的问题。第三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一起，构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并成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这正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地位。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生产逻辑与以《资本论》为标志的资本逻辑，前者更注重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以及主体需要的满足，后者强调资本逻辑在社会生产中的统治性地位，并对生产逻辑形成了统摄性的地位与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生产逻辑的一般性、普遍性，这时就会将与之相应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强调其作为人类历史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性作用。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7]如果从人类生活的前提入手，那么，物的有用性的确不能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能够讨论的是这种有用性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属性，这会涉及构成有用物的材料本身的特性，这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但当生产逻辑被资本逻辑所统摄时，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时使用价值变成了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满足需要的物，被打上了社会形式的规定性，它虽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但也是被交换价值所统摄的对象，从而进入到商品交换的形式系统中。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使用价值成为政治经济学所要考察的内容。

在这一新的视域中，使用价值首先具有“历史性”的规定。从上述使用价值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前两种使用价值实际上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具有人类学的规定性，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将商品的产生追溯到原始公社之间的最初交换，但这种意义上的商品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所要考察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商品生产存在于原始经济的夹缝中。马克思所要考察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时代，这正是他在《资本论》开篇就要表达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8]这从一开始就界定他所要考察的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规定。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针对瓦格纳所说的马克思忽视使用价值的说法，马克思批评说：与瓦格纳从“价值”概念出发得出“使用价值”的做法不同，自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出发的，“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19]这种“历史性”的界定，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时期下的经济结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考察只有置于这样的历史结构中，才能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历史性的界划，就将使用价值的讨论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转向了具有历史性规定的资本逻辑中。也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中，才能说使用价值的具体属性并不重要，因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

其次，使用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二重性相关联。要想进一步讨论使用价值在商品生产中的位置，必须将之与劳动二重性联系起来，这也是罗斯多尔斯基未能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批评瓦格纳时，马克思详细表达了这一联系的必要性与意义。

这个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20]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指出了讨论使用价值的两个层面：一是在交换层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规定性，以及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对使用价值的讨论必须与特定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而不是陷入纯粹概念的论争中；二是剩余价值生产层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价值增殖的作用，这种使用价值即是特殊商品，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之所以能发生这些作用，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相关联。

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这是从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上中产生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因此——就生产资料来说——使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在这里，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本身，对于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范畴的发展，成为本质的事情。[21]

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使用价值的内容与形式，即使在内容不重要的情况下，使用价值的历史性形式仍然对价值生产与价值增殖过程产生着影响。

如果对资本生产过程做进一步的考察，更能看清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加入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可以划分为两个在概念上有严格区别的要素和对立物：“一方面是物的生产资料，客观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主观的生产条件。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使用价值而言，这种划分是资本的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22]在这里，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性直接建构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物的层面的形式规定性，这既是使用价值本身的生产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使用价值处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之外，主要是在商品的属性以及商品交换层面来界定的，而且是就使用价值的内容来说的。一旦进入到资本生产领域，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性就至关重要。对使用价值的内容与形式这种区分，是考察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前提。

第三，使用价值的抽象化与“有用性”的想象。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没有对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做过多的讨论（货币部分除外），是因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物质内容实际上并不重要。商品交换过程就是要将使用价值从其质的规定中抽象出来，形成双重结果：一是这种抽象才能使不同质的商品能够在价值层面进行量的比较；二是将具体的“有用性”抽象为想象中的“有用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23]具体的有用性成为想象中的有用性，质的差别变成了量的差别，这是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前提。与之相应，体现具体有用性的具体劳动也被化约为抽象劳动，这时劳动产品所能剩下的东西，就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与想象的“有用性”成为商品交换中的真实存在。马克思的这些讨论，已经将使用价值纳入了交换过程及其心理效应层面，以阐明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存在方式以及这种存在方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这也表明，这种想象的有用性成为商品交换的心理学承诺。

第四，使用价值与经验论。在《资本论》的具体展开中，马克思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参与方式，比如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直接层面价值增殖过程表现为不同物质材料与劳动共同形成的过程，这使得产品的价值表象为作为资本的物的参与结果，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如果没有资本，那么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因为资本被看作是具体的物质存在。对资本的这种看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时一些从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为非常明显。比如詹姆斯·穆勒就认为：“由这些工具组成的供应品称作资本。”[24]对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来说，正是因为资本表现为劳动工具与劳动资料，因此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资本仍然构成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要素。比如勃雷就认为：在未来社会必须有三个条件，即劳动、资本与交换。这里的资本指的就是“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25]。在这里，他们正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层面来考察资本的，这正是面对商品时的经验论。如果从马克思思想的双重逻辑来看，这是从资本逻辑返回到了生产逻辑，是传统推广论的再现。马克思在批评瓦格纳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混淆时就指出：瓦格纳赋予使用价值以财物的属性，并从中推导出价值概念，“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26]，从而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一般等同起来。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从生产逻辑推广到资本逻辑的做法，从而以人类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使用价值。在这一方法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人类存在的一般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反讽地指出：“瓦格纳能说的只是：关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简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看做是暂时的，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看做不是暂时的。”[27]

关于使用价值上的这种经验论，说到底是不能区分使用价值的内容与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表象层面直接表现为实际的物质生产过程，资本的物质性形态成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即资本表现为客观的劳动条件，即生产资料或劳动工具，它们的具体存在方式体现为原料、辅助材料、工具、建筑物、机器等，这些物质存在就成为实际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就易将资本逻辑还原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将资本的历史性形式还原为人类生产过程中永恒存在的具体物质内容，“于是，资本就被看成这样一种物，它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某种物的作用，起着它作为物应有的作用”[28]。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货币或者是一种中介，或者是一种观念性的价值尺度，或者甚至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这时商品流通同样表现为一个物质流转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上述社会主义者所有的经验论，这种经验论恰恰没能穿透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没能区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陷入对使用价值的错误理解中，并进一步错误理解了资本的本性。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使用价值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而且有其哲学的意义。对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讨论是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它体现了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方法，即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性方法。只有在这一视野中，才能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讨论与商品交换、资本生产等问题的讨论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