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在讨论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过渡时说：“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29]在瓦格纳的这一表述中，有个前提性的设定，人的需要，他正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论证使用价值通过估价推导出价值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论的前提。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大目的，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30]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产的原因，是生产的主人和指导者”[31]。斯密以分工作为理论的起点时，指向的正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认为交换就源自于人的原始需要。“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32]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的最大化，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深受上述设定的影响，并将之上升到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高度。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3]马克思的这一界定，强调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推动物质生产的动力，这种设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非常相似。但如果仅停留于这个层面，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无法区别开来。

马克思在确定人类历史前提时，实际上意识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及其需要的设定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他在批评费尔巴哈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所设定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作为现实的人，他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34]，而不是像鲁滨孙一样的孤立的个体，并像卢梭、李嘉图等人一样，将这种个体想象为人类个体应该具有的模样。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针对瓦格纳关于人的需要的设定，马克思反问道：这里的问题是：“‘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35]如果不存在一般的人，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只有特定社会中的人的具体需要，“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36]。在一定的社会性质下，特别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直接联系起来，这时需要变成了消费的内在动机，消费本身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商品的使用价值变成了消费时所关注的对象。这才是资本逻辑全面统摄下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形式规定性。“人并不是拥有着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人之为人的特性。这种假设，回击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却界定了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功能，即生产社会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话。个人的价值体系，诸如宗教的自发性、自由、独创性等等都要在生产的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甚至最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为体系的‘功能’。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37]鲍德里亚的这一说法，倒是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

因此，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想设定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需要的话，随着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地位的确立，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需要让位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需要。这既是对一般的、抽象的人的观念的抛弃，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范畴的抛弃。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个体的需要，都有赖于他人的产品，获得这一产品的过程，则是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为中介的过程，这决定了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实现自身需要的目的，同样，每个人也只有在为了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因此，个人首先并不是作为需要的主体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个体发生关系，只有当每个人都超出了自身的特殊需要时，他才能进入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才能真正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需要的满足变成了消费过程，主体的需要变成了消费力，并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消费的过程在直接层面是将独立的物质形式消耗掉，但这种物质形式正是生产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创造出消费的对象，而且把消费能力当作需要创造出来，因此，需要本身就成为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38]不仅如此，生产本身也是一个消费的过程，比如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都成为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对象。这就进一步表明，人的需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本身受到了社会形式的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抽象人的需要的设定，抽象掉的恰恰是需要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还原为一般需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的设定与将使用价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外的设定是一致的。

这也表明，当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没有反思使用价值，从而陷入使用价值与需求问题的意识形态陷阱时，他抓住的是马克思在生产逻辑层面的设定，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资本逻辑层面对使用价值以及需求问题的重新理解。在资本逻辑中，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样是价值增殖过程，对使用价值与人的需要的一般人类学设定，正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前提。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地透视资本逻辑的统摄性作用，揭示人的需要被资本逻辑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对使用价值批判的放弃，才使人陷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拜物教中。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2] cf.Jean Baudrillard，“Beyond Use Value”，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rans.by Charles Levin，Telos Press Ltd.1981.Chapter 7.中译本参见［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日］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4]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页。

[5] ［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页。

[6] 转引自［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7]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Cf.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p.131.

[8]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Cf.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p.132.

[9]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10]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1]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12]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14] ［德］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1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4] ［德］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

[25] ［英］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29] ［德］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页。

[30] ［德］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31] ［英］格雷：《格雷文集》，陈太先、眭竹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页。

[32]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页。

[37]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