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5]如果商品首先是一个物，那么，为什么不从“物”出发，而从“商品”出发？从“物”到“商品”并以“商品”作为哲学分析的起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中，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虽然在思想的理路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都承认在世界中存在的“物”，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安置这个“物”，即将之作为经验认识的根源，还是作为认识所指向的对象。这种差异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即使是将“物”作为经验认识的根源，这种认识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有赖于一个理性健全的认识主体的存在，否则这种认识就不可能形成。同样，理性的认识一旦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就不得不面对“物”，揭示其存在的方式和特点。

如果对上述的人与物进行抽象，就可以得出人与“物”、认识的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对峙的关系，海德格尔将这种二元对立看作近代哲学对物性进行筹划的根基。相比于中世纪的认知方式而言，近代哲学这一模型的建构是一次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在于经验事实与概念原则之间的对立，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无论是古代科学还是现代科学，两者都既涉及事实又与概念相联系；而决定性的事情倒是它们掌握事实的方式以及它们设立概念的方式。”[6]这种方式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即将物变成了主体操控与筹划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经验论与唯理论，都只是这种筹划的表现形式，它们以外在对立的方式完成了相互间的补充。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物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先不管海德格尔所说的物性的筹划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只要物与人相对峙，在哲学上就会出现一个难题，即从认识论而来的对峙何以消解。特别是当康德将之转换为现象与物自体的对峙时，这个问题似乎达到了其逻辑的极限。

就这一问题本身的逻辑层面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之提供了一条解决的道路，那就是将人与物都置于一种流动性的辩证过程中，使他们成为相互的中介规定，推动理性向更高层面发展，从而达到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现象与物自体的对峙被消解了，人类理性最后能够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解。这个流动的过程固然是理性的展现过程，但它本身也是历史的展开过程。虽然黑格尔拘泥于绝对观念对历史的统摄力，但历史成为解决哲学问题的场所已经蕴含在他的哲学思考中。而一旦进入历史的场域，就会遭遇到源自于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哲学问题首先就成为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考察与批判的问题，哲学所讨论的“物”首先就是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

在这里，“物”的显现方式不只与认识的过程相关，胡塞尔说的“回到事实本身”变成了“物”在历史生活中的显现，也就是说“物”存在于现代经济生活构成的市民社会中，对市民社会的总体性考察是考察既定“物”的前提。作为满足需要的物，体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我们看不出其社会的规定性，“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谁，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虽然使用价值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但如果从“物”出发，我们只能抽象地理解物与人的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而看不到这种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形式。“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7]这种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有用性，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无关。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历史规定性的“物”能否成为其哲学的起点。当哲学将历史规定性的“物”抽象为一般的“物”时意味着什么？如果将“物”的历史规定性抽象掉，那么这种“物”在任何社会都具有同样的规定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材料。当将这种“物”作为哲学的对象时，哲学在体现最为抽象的世界的同时，也将这个世界永恒化为超历史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中，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自然关系并不是他要关注的问题，更不是其经济学—哲学批判中的问题。“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指政治经济学——笔者注）的研究范畴。”这种形式规定，就是“交换价值”[8]。这时，体现有用性的“物”让位于“商品”，后者成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

在《逻辑学》中，针对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黑格尔曾指出：哲学建构的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以什么作为哲学的开端。康德对独断论的批判意味着，哲学的开端必须是能够得到证明的。这决定了哲学的开端既不能从既定的内容出发，也不能从主体的兴趣、信仰出发，“开端是逻辑的，因为它应当是在自由地、自为地有的思维原素中，在纯粹的知中造成的。于是开端又是间接的，因为纯知是意识的最后的、绝对的真理。”[9]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纯知”，就是《精神现象学》中意识所达到的最后的结果，即科学的概念。在《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直接的意识也就是科学中最初的和直接的东西，即前提；但在逻辑中，则是以那种考察所得的结果，也就是作为纯知的理念为前提。也就是说，作为哲学的开端，它体现了最为根本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却是逻辑证明的结果。黑格尔是从逻辑层面来讨论哲学的开端的。回到社会历史生活中，作为哲学的开端实际上是现实生活自身的“抽象”结果，这种结果却又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在马克思这里，这就是“商品”。

以“商品”作为哲学的起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根据黑格尔的讨论，开端体现了最为根本的抽象，商品就体现了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抽象。这种抽象能够成立，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商品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商品交换成为统摄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力量。只有这时，这种抽象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当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时，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此进行了说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它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这时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或者说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目的是作为“物”的物性，物本身的“质”的规定，正是这种“质”的规定使之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10]

这时，尽管已经出现了商品，但人们关注的是“物”，而不是商品的价值。但当商品交换普遍化之后，原初的物物交换被瓦解了，当交换价值成为交换的目的时，这时“物”的物性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物在交换中的价值，这正是“物”向“商品”的转变。因此，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遭遇的对象是“物”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遭遇的是“商品”，或者说是作为商品的物（商品—物）。在《资本论》第三卷讨论“商人资本”时，马克思结合商业资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指出：“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11]也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从商品开始进行哲学思考，才有意义。本章在讨论商品时，都是在这个语境上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传统研究中的一个误解，那就是似乎只要讨论商品，就是讨论经济学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传统哲学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上面的论述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对商品的分析才是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取得全面统治的古希腊时代，这种商品交换中的奥秘也往往成为哲学家论述问题的参照。赫拉克利特不再从发生学上来讨论世界的起源问题，而是直指世界存在的本质，即“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火”。“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有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又换成黄金。”[12]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货物交换对“物”性探讨的无形影响。但这个时代，货币还是一个具象，是一个“物”的存在，当我们拘泥于这种物的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将之上升为“物”的抽象本性，因为任何具体的物都是以这种“物”为参照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交换的结果而关注交换本身，那么柏拉图的命题就可以出现，即具体存在物是对理念的分享，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具体的物都以理念化的“货币”为中介，或者说都统摄于货币的理念之中（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讨论城邦的正义时，这里的城邦已经建立在以分工为前提的商品交换基础上）。在近代，特别是当重商主义流行的时候，上述的观点就会再次变形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传统唯物主义对物性思考时的历史语境。这种思考还并没有切入近代以来“物”的社会存在的方式中，因为这种“物”是脱离了商品交换过程的结果，变成了孤立的个体。这也表明虽然在近代以来，商品交换是注定要全面化的，一切都会被卷入这个过程中，但在当时甚至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过程还主要局限于大中型城市。可以说，这时对“物”的思考还是现象意义上的。当我们将“物”的商品规定性清除掉而讨论纯粹的“物”时，哲学也就清除了本该属于“物”的历史规定性，这时的“物”就成为超越于历史时空的摆在面前的对象，与之相应的人就成为超越于历史时空的抽象的“人”。当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思想家们关注的也就是从人的自然本性而来的契约关系。

从这一视角来看，近代以来的经验论与唯理论，都是将“物”或“理性”的社会历史内容清除之后进行的哲学沉思，这种沉思不管带有多么思辨的性质，在根本上来说都是直观的、直觉的，而且也只有在直观或直觉中，这种思考才是最合乎上述规定的。哲学也只有在这种无历史深度的思考中，才能成为超历史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时，没有超历史的、纯粹抽象的物，也没有超历史的、纯粹理性的主体，存在的只是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人与物，这时的人既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这时的物就是商品。更为重要的是，处于生产中的人特别是工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资本家呢？按照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与工人相联系并处于对立面的资本家同样也没有摆脱商品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只是商品的现象，都受到商品特性的规制。因此，是商品而不是物，应该成为哲学的审视对象。哲学的批判不再拘泥于主体、物的探讨，而是对商品的批判，这一批判要进行下去，哲学就会成为一种面对社会历史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