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在《第三手稿》[私人所有和共产主义]一节中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即“共产主义是对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私人所有，当然也包括其附属物和异化形式货币、政治、国家等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要扬弃私人所有，将这些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统统都还给人，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64]。这一共产主义规定，在逻辑上必须设定一个扬弃异化、向人复归的环节，即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这一环节，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是费尔巴哈的“恶”的异化逻辑无法给出的，相反倒是黑格尔的“好”的异化逻辑的应有之义。换句话说，要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必不可少的。

在黑格尔那里，尽管“人的自我异化”是一种否定人的消极状态，但正是因为这一否定性中介，人才摆脱了抽象的和空虚的原始状态，投身于充满竞争和异化的非人世界，从而使自己得到陶冶和锻炼，结果当人将自己的异化本质再收回于自身时，人将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规定中，虽然私人所有是人的异化状态，是对人的否定，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私人所有环节，人才能被激发出全面的发展潜能，从而最终扬弃私人所有以重新领有人的本质，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因为看到了“私人所有的肯定本质”（das positive Wesen des Privateigentums）[65]以及“私人所有的意义”（der Sinn des Privateigentums）[66]，故马克思才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譬如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那样，对私人所有以及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完全彻底的道德上的否定态度，而是将私人所有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前提”[67]，将“自我异化”、“本质外化”、“对象性剥离”、“现实性剥离”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环节。[68]这也是他最终能够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当然，这种对异化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如果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在讨论完私人所有的积极意义以后，马克思这样写道：“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69]不错！共产主义决不是人仅仅将自己的本质异化于对象当中，因对象被剥夺而随之消失，相反他一定要克服异化，要将它作为本属于自己的对象财富重新领有；同时，共产主义也决不是因惧怕异化而向原始共同体的回归，它是要通过异化这一炼狱，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新型的社会。如果说前者所针对的是国民经济学，那么后者所针对的则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在方法论上只能是费尔巴哈式的。

总之，由于在方法论上，费尔巴哈肯定直接性，诉诸感性直观，对异化的态度是消极的；而黑格尔强调中介性或者间接性，诉诸否定之否定，积极地肯定了异化。由于这一差别，导致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义时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结果，从《第一手稿》到《第三手稿》，马克思的异化认识呈现出一个从“对异化的彻底否定”到“对异化的积极肯定”的转变过程，而且从理论水平上看，《第三手稿》中的异化概念高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因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固然可以揭穿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对资本主义的非人性进行批判，但它却无法辩证地对待私人所有、分工、交换和市民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无法摆脱愤世嫉俗的人道主义色彩。而《第三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则兼具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才能给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提供基础。总之，《第三手稿》中的异化概念表明了他在思想发展上的巨大进步。